邓程 ⊙ 论新诗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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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篇千古奇文的赏析  ◎邓程



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一一《狂人日记》

(一)

   在一篇叫《在北大课堂读诗》的后记中,洪子诚先生写道:

在书稿整理的中间,我也曾发生过一点小的犹豫。事情是由一位学生的话引起的。

这位学生,今年夏天刚通过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他做的题目是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我很清楚,他对中国新诗的态度非常轻蔑。大学本科,学的是工科的热动力专业,硕士阶段钻研的是宋代诗词,待到读博士学位时,改为当代文学。他报考北大当代文学博士生时,学习、研究的目的就十分明确,这就是思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如何"没落"为一败涂地的新诗的。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曾有多次争论,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我并不是想要改变他对新诗的看法,而是觉得他的思路和方法应有所调整。他很用功,对"学问"甚至可以说是"痴迷",阅读范围很广,有些方面也很有深度;对权威学者和经典论著,从不盲从;也不考虑表现、观点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颇为可贵的。

这位学生在通过论文答辩后,有一次和人聊天,又说到对中国新诗的评价。他说,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但是有人给她涂脂抹粉,穿上皇帝的新衣,让她坐进花轿里;给她抬轿子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玉石,一个是洪子诚;前面还有两个吹鼓手,一个是臧棣,一个是胡续冬……

当朋友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时,我和在座的老师都大笑起来,觉得比喻和描述,真的很生动,颇有创造性。当时,这些话对我并未产生多大的"震动"。主要是自80年代末以来,我对自己的工作、研究,就时有疑虑,想不出它们的意义何在。但是过后也不免有些"伤感"。我因此想到了两点。一是,我所在的这个学校,这个系自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有关新诗的学术环境,是否对有不同看法者构成无形但强大的"压抑"?给新诗"抬轿子"、当"吹鼓手"的人其实很多,更有重要得多的人物。专提北大的先生和学生,想必是出于在这一环境中的具体感受,是一种"忍受"解除之后的"释放"。他的"笑话"或许能提醒我们,在继续肯定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要对其中可能有的问题保持警觉,特别是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声音,因此注意倾听相反的或有差异的声音,提防自己的观念、趣味、方法的封闭和"圈子化"。我想,对这本书的内容,也应该这样看才好。

另一点是,新诗真的是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吗?仔细想想,我还是不能相信这位学生的描写,对于新诗的"信任"也还不愿意动摇。这点信任其实无关高深的理论,只由个人的见闻和经验来支持。即使是90年代的诗,它被有的人说得一无是处,但是,它们中有许多曾给我安慰,让我感动,帮助我体验、认识我自己和周围的世界,表达了在另外的文学样式中并不见得就很多的精神深度。而且我还看到,有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投身"于诗,在诗中找到快乐。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

 

以上是洪子诚先生于2002年10月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北大课堂读诗》的后记的结尾部分。这篇文章以笔者所知,古今中外,这样的由老师亲自出面碾压学生的文章实属罕见,因此称为千古奇文。不过,这里涉及的学生是谁呢?好像是个问题。2007年,笔者参加某一个会议,参会者有一大批研究新诗的学者,洪子诚先生也在。讨论的时候,浙江师大一个叫高玉的兄弟按捺不住好奇,问,“洪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答案。就是洪老师在一本书的后记和一次在浙江的演讲里都提到一个学生,反对新诗,和洪老师观点相反,我想知道,洪老师提到的这个学生是不是邓程?"传来轻微的笑声。眼光刷的集中在洪先生身上。洪先生镇定自若,说,“我不记得了。”所有的人都松了一口气。很显然,里边提到的学生就是邓程,所有人都知道,就高玉不知道。此文虽短,包含丰富的信息,是了解当下学术界的一篇极有价值的文献,也可以作为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见证。下面我们就来欣赏这篇千年未见的奇文。

(二)

   “在书稿整理的中间,我也曾发生过一点小的犹豫。”举重若轻的口气,体现出洪先生多年的历练及雍容的风度。其实,发生的岂止是犹豫?据后来洪先生与人说,在收到这个学生毕业论文初稿后,有一段时间晚上睡不着觉。为什么睡不着觉?是高兴得睡不着?显然不是。是愤怒?是的,洪先生就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个学生反对新诗,让洪先生非常愤怒。愤怒而至睡不着觉,可见愤怒有多激烈,而且可见洪先生表面温和,内心其实疾恶如仇,是一个外宽内忌的人。

愤怒从何而来?真的是捍卫真理吗?别逗了。所谓的师生关系,有一种说法,叫什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是一种最无耻的说法。这其实是权力对亲情的篡夺与亵渎。以前君权也是这样,以父子比君臣,黄宗羲愤怒地呐喊:“君父,君父,则吾谁欺!”专制权力向来就是这么无耻的。而师生关系呢?是一种和君臣关系一致的权力关系。从近年不断曝光的导师逼得学生跳楼,男导师性侵女学生的案例,完美地证实弗洛伊德理论的正确性:对男导师而言,男生就是奴才和竞争者,女生则组成他的后宫。所以嫉妒无处不在,老年人对年轻人的嫉妒尤其致命。

洪子诚先生那段时间经常晚上失眠,还在于他想起了许多的往事。洪先生1956年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这是十分有意思的时代。很多人把1956年当作五十年代的转折点,因为下一年即1957年就是反右,政治形势急剧左转,而此前的政治的清明一去不回。其实,五十年代初有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有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五二年院系调整。然后就是文艺界的三大批判运动。院系调整后,大力扩招工农子弟,限制资产阶级子弟的招生数目。钱钟书原来也在北大教书,院系调整后,发现新招生的工农子弟水平大减,遂对教学不感兴趣,后转入社科院,脱离了教学岗位。中文系也深知学生很少有文学天分,所以从头开始一再强调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而是培养语文工作者的。当然,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要有远大志向,要成为学者,其中最优秀的便成了学者。

然而天不如人愿,洪先生56年入校一年就碰上反右。六一年留校,谈何容易,如果不是政治上特别出色,怎么可能得到党委的青睐?北大中文系在反右运动中斗争之惨烈,损失之惨重,人所周知,而洪先生能逆势留校,足以说明洪先生年轻时思想之进步,政治手段之高明,洪先生可不是书呆子。

但政治也毁灭了洪先生的学者梦。1957-1977,长达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反右,大跃进,四清,文革,夺权,三支两军,上山下乡,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互相批判,互相揭发,学工学农,各种干校,思想改造,斗私批修……文革毁灭了两代人。文革又何止毁灭两代人?它一代一代传递仇恨和恐惧的种子。

“他很用功,对`学问'甚至可以说是`痴迷',阅读范围很广,有些方面也很有深度;对权威学者和经典论著,从不盲从;也不考虑表现、观点对自己的`前途'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颇为可贵的。”

从上面的评价可以看出,洪子诚先生对这个学生是非常了解的,对这个学生评价很高。尽管如此,洪先生决定灭掉这个学生。那为什么要灭掉这个学生呢?是无法抑制的恐惧。你知道,在中国,人人都恐惧,每天都在等待灭顶之灾的到来。洪先生也一样。他一想到退休了,即将退出舞台的中心,眼看年轻人取代自己,风光无限,他就万箭穿心般痛苦。年轻人要守规矩。别动不动超越这个,超越那个。老学者只不过被政治运动耽搁了,生不逢时,难道真的不如你?你那么张扬干什么?还让不让老学者活了?灭掉这个学生,也是一个警示作用,所谓杀鸡儆猴,维护学术界秩序。当今学术界水平很差,洪子诚先生当然了如指掌,也痛心疾首。不是一直鼓励板凳要坐十年冷,鼓励创新,呼吁学术界出大成果吗?但洪先生坚定认为,学术虽然重要,但做人更重要。下一代学者轻而易举地超过了老一代学者,那就叫不会做人。让老一代学者在自我否定中度过余生,在悔恨中审视自己的一生,在嫉妒的心理折磨中目送下一代越走越远……真是杀人可恕,情理难容!看我怎么教育你!俗话说,分分钟教你做人,就是这个意思。

事实上,这个学生做的是什么学问?这个学生固然有些小才,"有些方面也很有深度”,然而,大方向完全错误。"我很清楚,他对中国新诗的态度非常轻蔑。"这就是方向性的错误。洪先生知道,不仅吃瓜群众,就是专业学者,也很难辨别哪些是创造性成果,哪些是冒牌货。这就需像洪先生这样学界名流尽早做出权威结论。“大学本科,学的是工科的热动力专业,硕士阶段钻研的是宋代诗词,待到读博士学位时,改为当代文学。他报考北大当代文学博士生时,学习、研究的目的就十分明确,这就是思考中国的古典诗歌是如何`没落'为一败涂地的新诗的。三年的学习过程中,我们曾有多次争论,但谁也没有说服谁。其实,我并不是想要改变他对新诗的看法,而是觉得他的思路和方法应有所调整。"这里透露的信息非常丰富。本科学的是工科,硕士学的宋代诗词,博士阶段思考的是古典诗歌如何没落成一败涂地的新诗。可知这个学生之荒谬。这里就是要揭穿这个学生的老底。一个学工科出身的,懂什么文学?硕士还学的是古代,和新诗不搭界。观点还在其次(不要被其新颖的观点所迷惑),关键是思路和方法不对。可是思路和方法不对,观点能对吗?对学问痴迷有什么用?这就叫南辕北辙。这就巧妙地否定了前面的赞扬。对学问越痴迷,离正确越远。越不顾利害,越是偏执。真是举得越高,摔得越惨。就这么个荒谬的学生,还多次跟洪先生争论。可见洪先生身上体现的北大兼容并包的精神。

说起兼容并包,洪先生就暗地里觉得好笑。兼容并包本是一块招牌,有些人却当了真。而且兼容并包作为校风,是1998年百年校庆的时候媒体和北大共同生造出来的,只不过是场面话,作宣传用的。其实用脚趾头也能想明白,兼容并包怎么能行?那不是乱套了?还要不要坚持真理了?还要不要秩序了?还有没有上下尊卑了?洪先生一向很反感这些提法,什么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那都是乱臣贼子的提法。不符合中国国情。

兼容并包于北大从来就是个虚构的东西。它过去不曾存在,现在只是宣传,将来也永远与北大无缘。这是人性决定的,人性不允许兼容并包。或者说人种不允许兼容并包。传闻当年兼容并包的首创者一一蔡元培掌校的时候,正处于社会思想急剧变动时期。变革派即新派与旧派即守旧派激烈斗争,蔡元培把这一斗争引入北大,他的态度明显倾向于新派。从他引进陈独秀,重用胡适,并且解雇旧派人员,即可看出。林纾向他发难,他推出辜鸿铭做搪塞,这是典型的政客手法。辜鸿铭是个华侨,在北大教外国文学,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他的两个标志,头上的小辫和茶壶论,就是个笑柄,正可以说明旧派的荒唐,把辜鸿铭留下来,不仅彰显旧派的软弱无力,而且作为兼容并包的样本衬托了新派的大度和力量,一箭双雕,何乐不为。和兼容并包有什么关系?说蔡元培是新文化运动的伟大引导者与支持者并不错,说他兼容并包并给北大带来了兼容并包的学风,那就是个笑话了。中国人历来善于拉帮结派,拉一派打一派,利字当头,怎么可能兼容并包?后来胡适一派一统天下,至于院系调整后二十多年政治斗争,更是你死我活,不容对手有喘息的机会。哪来的兼容并包?

后来进入八十年代。正是所谓八十年代的春天,给了洪子诚先生最大的伤害。先是各种时髦理论,劈头盖脸砸来,砸得人昏头转向。然后一帮有才华没才华的年轻人,势不可挡,张扬狂妄,目中无人。而洪先生经过二十年的蹉跎,突然发现和一帮小年轻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并且看着他们绝尘而去,自己在后面灰头土脸苦苦追赶。洪子诚先生有一篇文章《我不大善于随机应变》,不了解的人以为洪先生说自己做学问不会投机取巧,其实这篇文章反映的情绪是八十年代对洪先生深深的伤害,比任何一个时代更甚。等到九十年代,挣扎几十年,终于熬出头了,又发现行将退休了。多年积累的仇恨全部藏在心底,只是找不到发泄的对象。

九十年代以后的北大与以前又有大的变化。一是被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二是研究生渐渐增多,最终超过了本科生的数量。笔者九九年进北大的时候,首先碰到一句传言:“一流的本科,二流的项士,三流的博士。"笔者立即明白,这才是真正的北大的校园文化。这才是中国的北大,中国人的北大。这句传言充分体现北大趋炎附势、欺软怕硬、嫉贤妒能的校风。洪先生北大本科毕业,然后留校,当然是正宗的北大人了。其实,北大的本科生既自傲又自卑,自傲与自卑均来自于考试。到了九十年代,被政治运动耽误二十年的大学生当导师了,这个时候导师感到非常的心虚。这时,本科生要争研究生入学名额,嫡系研究生要争留校名额,导师要维护自身的尊严。总之,根基不稳的外来者成为众矢之的,挑动本土与外来的斗争是各方的需要。于是传言出笼了。

那么不招外来的研究生不就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就好比元朝要杀光刘李张王赵五大姓的汉族人,天下就太平了。问题是,谁不想,可是做不到啊!毕竟国际惯例在。总不能太土鳖吧。再说,有个古老的阴谋,叫天下英雄入我彀中,不招研究生,怎么把天下的优秀人才灭掉?当然,能不灭最好。老老实实做人,平平淡淡做学问,只要不整天想超越这个,超越那个,谁来整你?八十年代那批张牙舞爪的年轻人,一点根基一点背景都没有的人,一步登天,扬名天下,这教训还不够深刻吗?难道又要让我们重回八十年代的恶梦吗?

所以洪先生为了防止这个学生毕业以后用他的貌似深刻,貌似有理的观点去蒙骗别人,尤其,为了防止他重蹈八十年代年轻人的覆辙,为了防止他获取名利,防止他获得赖以发展的平台,一定要揭穿这个学生的真面目。一般来说,一个学者的黄金年代就那么几年,成功的机会极其难遇。趁这个学生羽翼未丰,是最好的打击时刻。对此,洪先生是很有信心的。老学者虽然精力不济,没什么创造力,但社会经验丰富,洞察人心,在历次政治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权谋经验,有强大的学术网络,学术权力远超想象。尽管如此,洪先生依然如临大敌,进行了反复的思考和周密的布置。洪先生知道,这是他余生的最后一件大事了,一定要万无一失,一定要置之于死地,不给这个学生任何起死复生的机会。

这就是洪子诚先生那段时间连续失眠的原因。想妥当以后,洪先生开始行动了。首先短期上,当然是在这个学生毕业的关键时刻,充分利用自己在北京学术界的人脉,把他挡在学术界门外。然后,安排两个新诗专家首师大的王光明、人大的程光炜作答辩委员,这是中期战略。王光明这样的人,洪先生太了解了。这些人出身底层,成长于无法无天的时代,在大学挂着教授的头衔,学问做得跟屎一样。欲望大,本事小,因此养成了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习惯。对王光明辈,不需要动员,只要把一个超过他们的人摆到面前,他们就会瞬间疯狂,一哄而上,扑上去撕咬,命都可以不要。其内心之阴暗有至于此。虽然是小人,也有可用之处。这也是孟尝君结交鸡鸣狗盗之意。因此,在诗歌学术圈充当打手压制对手的任务可以放心交给他们。

最后长期的操作就是向学术界打预防针,向学术界揭穿这个学生的真面目。这个学生在博士论文里发布欺骗性言论,表面上对新诗评价还很高,还装出一副热爱新诗的样子,洪先生一语揭穿:"我很清楚,他对中国新诗的态度非常轻蔑。“紧接着,洪先生用他磨练多年的生花妙笔描述了一个偏执可笑的类似于精神病的学生形象:

“这位学生在通过论文答辩后,有一次和人聊天,又说到对中国新诗的评价。他说,新诗其实是个很丑很丑的女人,但是有人给她涂脂抹粉,穿上皇帝的新衣,让她坐进花轿里;给她抬轿子的有三个人,一个是谢冕,一个是孙玉石,一个是洪子诚;前面还有两个吹鼓手,一个是臧棣,一个是胡续冬……"

无怪乎"当朋友把这些话讲给我们听时,我和在座的老师都大笑起来。"在座的老师是九分得意的笑,洪先生是十分得意的笑。这是胜利者的笑。而历史,据说是由胜利者写的。高兴之余,洪先生忍不住调侃几句:"比喻和描述,真的很生动,颇有创造性。"趁热打铁,洪先生又秀了一把反省:“他的`笑话'或许能提醒我们,在继续肯定自己的学术观点的同时,也要对其中可能有的问题保持警觉,特别是意识到这只是一种声音,因此注意倾听相反的或有差异的声音,提防自己的观念、趣味、方法的封闭和`圈子化'。"为什么洪先生一直宣扬自己是个不坚定、不自信、犹豫不决的人?是不是和洪先生学术上犹豫不决有关?“自80年代末以来,我对自己的工作、研究,就时有疑虑,想不出它们的意义何在。”这说明洪先生对学术没什么信仰,也没有自信。洪先生学术上确实没什么观点,这不能怪洪先生本人,只能怪二十年的政治运动。因为一个新观点和新思路新方法新材料不可分割,一个突破性的新观点的出现往往意味着体系、范式的变革,和个人性格没有关系。而且洪先生虽然思虑比较周密,行动却是很坚决的,一点也没有文人的优柔寡断,这应该和洪先生具有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有关。就这个反省而言,明明是一个胜利宣言嘛。这完全是站在主流地位对旁门左道的俯就嘛。从此以后,这个学生就成为学术界的害群之马,从失败走向失败,而洪先生则从胜利走向胜利。此后十几年,洪先生算是明白了一句至理名言:"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以前也整过人,哪有整无还手之力的学生快乐!没想到整人的快乐一至于斯!从那以后,洪子诚先生精神舒畅,连原来严重的肝炎都好得差不多了。洪先生甚至焕发了又一个学术的青春!看来,洪先生想不名垂史册都不可能了!

最后,洪先生收起笑容,郑重地说:“新诗真的是那么丑陋,那么不堪入目吗?”这一有力的反问真是振聋发聩!尤其是那么多年轻人(注意,是年轻人)“他们为了探索精神的提升和词语的表现力而孜孜不倦。这一切,就为新诗存在的价值提供了最低限度的,然而有力的证明。说真的,在当今这个信仰分裂、以时尚为消费目标的时代,这就足够;我们还能再要求些什么呢?”面对老先生严肃的面容,义正辞严的质问,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和强烈的愤恨吗?那个学生是何居心,为什么要诋毁新诗?能容忍这样的人混入学术队伍吗?坚决不能。老年人不答应,年轻人不答应,中年人也不答应!全民共讨之,全党共诛之!扫入历史垃圾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最后一个问号:"我们还能要求些什么呢?"又完美留下了一个上下求索的独行者的背影。这是八十年代先锋诗人常问的一句话,正如里尔克所言,"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就意味着一切。"想到老先生留下了一个如此年轻的背影,看来老先生真的是一个新诗爱好者了。

洪先生紧赶慢赶,大作完成。这篇文章作为后记发表在《在北大课堂读诗》上,此书出版于2002年10月,那个学生夏天毕业,这篇文章发表的时间刚刚好。时间不等人,斗争间不容发,洪先生还要收拾行李,赶紧到国内其它高校演讲,至于演讲内容嘛,当然是以这篇后记为蓝本啰。不信那个学生能翻出如来佛的掌心。走着瞧。

 

 

2018年8月8日于北京西三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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