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道群 ◎ 座中多是豪英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座中多是豪英 (阅155次)

林道群

  1990年《今天》(总第10期)在北欧挪威复刊,我人在香港中文大学编一本叫做《中国语文通讯》的杂志,并参与筹办《二十一世纪》。当时流亡在海外的朋友出版有各种各样的刊物如《广场》、《民主中国》等等,《今天》复刊我们在香港略有所闻,但一时没有机会看到杂志,其间没有连线没有交叉。后来看到复刊号,编委成员很多都是著名作家,但只有李陀、黄子平和刘小枫是见过面认识的。怎也没想到,随即不久,《今天》会移到香港印行,更难以想象的是,此后从总第11期至这本第100期竟都由我经手印行(除其间三年一度在台北印行外),前后足足跨越逾二十年。
  最近这几年跟北岛、李陀碰面、通信,一谈起《今天》,他们总啧啧称奇,觉得真真不可思议。二十余年如一梦,杯筹交错酒意朦胧,很多人很多事都记不起来了。北岛说我最后生,命我不嫌琐碎把记得的整理出来。其实一本杂志,谁来编,怎么编,编些什么,甚至出版经费怎么筹来,才是最重要的。好在除了张枣,前前后后参与《今天》的编辑们都在,他们来写那些最关键最灵魂的部分。我做的只是后勤,虽无关重要,好在维持时间较长,又因天时地利,都在香港,大多数都是印制方面的杂事,无关宏旨,但记录了在海外办刊物的艰难。只是记忆其实也颇为政治化,一百期特刊本身就很风光,我的记忆有点酸的馒头。比如就说最起码的《今天》编辑部,其实没有一个编辑部,就算这几年北岛来了香港,全力承担起主编工作,但编辑部也只是一个邮政信箱而已,好在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所有的策划和编务,可以在云端运行,不像二十年前,编辑之间有赖飞鸿传书,文稿、杂志都要邮差先生代劳亲送上门。
  万事起头难,在此记录的多是《今天》刚来到香港时的情况。
         
  一
  1989年刘小枫、甘阳去国留学,留下近百部“文化:中国与世界”编委会组译的书稿,苏国勋、孙依依和王炜因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计划停顿,怕耽误译者的心血,辗转送来香港,寄存在我家,另谋出路。我们在港台多方联系,想在海外继续出版这系列丛书,大半年不得其果。1990年,我和人在瑞士的刘小枫、人在美国的甘阳决定,在香港自己注册一家“社会理论出版社”,并开始出版“社会思想丛书”。那时我全日打工上班,他们俩根本人不在香港,说是自组一家出版社,只是一种姿态而已,哪能真的运作起来。1990年秋天,在巴塞尔读神学的刘小枫来信,说在欧洲见到北岛,并给我寄来他有份参与编委的《今天》杂志复刊号(总10期)。
  《今天》复刊号印刷精美,但植字、排版是当时很普通的家用式打印机点阵打印,看起来显得简陋,那是北欧欠缺中文排版客观条件所限。后来万之(陈迈平)跟我说,中文环境限制固然是,最大的困难还在于,北欧挪威的印刷成本极高,邮寄费用奇昂。1990年8月创刊不久,9月初刘小枫写信问我,既然我们自己有出版社,把《今天》接过来做如何?
  “《今天》之事我已嘱北岛直接与你联系。但《今天》之发行不宜代理,不然太麻烦。你忙不过来。(1990.9.18.)
  “《今天》之编务,我不同意你干,你太累。可由小李干,他也爱文学。编委中,我的名字印错,但我希望错下去,以应付共产党的中宣部。(《今天》复刊刘小枫印成刘晓风)(1990.9.24.)”
  当时我并不太了解《今天》,北岛比《今天》名声更大,八十年代初我读书时,曾经因为要找北岛的诗,发现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期刊室有一套《今天》复印本,只是七十年代末内地的民刊不少,中大学生会当时就编印有五百多页厚的《中国大陆民间民主运动被捕者文集》,记得看到《今天》时并没有异常的激动,直到中大出版社印行《波动》(后来才知道那也是北岛第一本正式出版的书)。
  甘阳专注他的学术,一直不太赞成我把时间承印这种文学刊物,我和淑娟回刘小枫信同意接手《今天》的原因,现在想不起来了。用今天的术语来说,那不折不扣是一个粉丝的生理反应,当然说是八九后的一种综合征候也无可厚非。正式的第一次接触是人在斯德哥尔摩的万之1990年9月24日这样的一封信:
  “北岛先生来电告诉我,《今天》在香港编排付印等事要和您联络。此事刘晓风(小枫)也一定已和您谈过了……我们《今天》编辑部就设在我任教的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地址电话等全印在信纸上了。”
  按照以下万之的回信,我是10月3日回信同意在香港接手编印《今天》的,因为万之10月11日的信是这么说的:
  “10月3日来信收到,深谢您对《今天》的支持和鼎力相助。您所开列的编排印刷等价钱,对我们是很合适的,问题是我们的印数不是2000,而是2500-3000,字数是十二万字左右……我们的业务经理夏精文因事去港,可以顺便和您面谈,如有签订合同等事项,我和北岛已同意由他全权处理。”[1]
  跟夏精文见面的情形,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我给万之的信是这么写的:“和夏精文见面,详细讨论了《今天》和《今天丛书》的有关事情”。[2] 在这封信中我再一次罗列了具体印刷杂志的数据,包括每期字数、印刷数量、封面内文用纸,并同意收到来稿后在一个月之内出版印行。现在看来有趣的是,协议上列明印出来的杂志,每本重量不得超过250克,这是因为《今天》是一本百分之九十要通过邮寄才能送到读者手中的刊物,邮资昂贵令我们苦不堪言。1990年10月24日正式回复万之后,开始正式合作。过了一个星期的10月31日万之来信:
  “用国际快件寄你全部稿件。因我们的延误,致使杂志略有拖期。如能在十一月底前印出就好……我想,你已为《今天》工作,故将你的名字列入了《今天》名单……发稿的版式都由你决定。杂志请横排,这是北岛坚持的。”
  在香港出版的总11期,于1990年11月底按时面世。出版时我把杂志定价由万之建议的港币30元改为25元。印数3000本,其中1000本委托香港田园书屋发行,1400本,依万之提供的名单,用国际快递、航空、平邮、包裹等方式,寄发到全世界各地。要命的是,万之留下600本杂志由出版社暂时代为存放。香港是一个没有剩余价值、只讲利润的城市,寸地尺金,我们当时还住在父母家里。哪有可能每期存放600本杂志。但北岛坚持既然印3000和2500差不多钱,当然多印一些。时至今日他的想法依然如此,看着他校办公室和家里都堆满杂志,我心里美滋滋的,他倒没有我的牢骚,最多只是说那有什么办法呢。
  在香港印出第一期后,已立即发觉这不是我所能承担得了的工作。[3] 我只有业余那丁点时间,发排编校印刷邮寄,我上班在新界沙田中大大学,植字公司在港岛湾仔,印刷厂在柴湾。这样走一次差不多是香港最远的路途了。出版周期所谓的一个月,其实编校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因为植字总得花去三四天,诗人文学家字迹龙飞凤舞,复印件传真件模糊不清,作者本人的错别字不说,经验老到的植字员也植得满纸错字,二三天能校一遍就不容易。 《今天》编校之粗糙和错漏,成了我的污点和内疚。接着花一周时间贴版制胶片,留两周时间给印刷厂,其间看印刷蓝样和改正什么的,只好自己跑到印刷厂就地解决问题。这种忧虑,刘小枫明白,因为我们的所谓出版社,只是一个空壳,他们在海外,我和淑娟都全职上班打工,没有社址没有仓库本身更没有资金,甚至每期杂志所有的开销都得先垫支,再由万之归账。当时的工作条件和我自己的那点出版经验,完全不足以在一个月之内出版和邮寄[4] 这样的一本杂志。这第一期刚印出,小枫即要我重新考虑值不值得做下去。尤其当1991年小枫回来,看见刚印好未及寄出的总13期都成山堆在家里,他对自己最初的提议悔不当初,当即要写信给万之。只是现在找不到任何有关的来往书信,找到只是1991年2月跟万之关于总12期的发稿信。
         
  二
  《今天》复刊第三期开始,稿源开始后继无力。万之焦急,1991年2月5日,万之来信解释未能依时发稿:
  “先寄上诗歌、散文稿,评论拖后腿,李陀、李欧梵稿都未如期完工……曾千之的封面也拖迟了”。直到春节前两天的13日才发出最后一批稿件。这样的情况一直令人心急,1991年9月26日万之又来信感叹:“接到韩东从南京来信说《今天》对国内作者仍很重要,每千字二十美元的稿费不是可有可无的。”相信韩东不会想到,这句打气话却伤了万之的心:“如果《今天》也就是以稿酬吸引人,其下场也是够可怜的了……不过若是这样能为国内朋友做些事,我还愿努把力。”
  当时编辑部名义上设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主编北岛人在巴黎,小说编辑是万之和人在法国的张亮,诗歌编辑是北岛、在德国求学的张枣和巴黎的宋琳,评论是美国的李陀负责。封面设计曾千之在挪威奥斯陆。问题是这些人在各个不同的国家,大多都只是短期羁旅逗留。1991年李陀来的信主要都是报告新地址:“我来到伯克利后一直找房子,又因要在伯克利大学教半年课,同时还得备课,故一阵忙乱。我的地址是……电话过两天才装上。”
  稿源不足以外,就是编辑部人手的变动,几乎每年都会接到北岛类似这样的通知:
  “最近编辑部做了调整,增设孟悦做评论编辑、张亮(南方)做小说编辑,李陀因年初回国,出于安全考虑,暂不在杂志上挂名,以特约编辑身份(不公开)在国内组稿。张亮九月份借回国探亲的机会组今年第四期的小说稿,我请他设法和国内的民间发行网取得联系,若成功将会扩大《今天》在国内的影响。具体结果,张亮会告诉你。”
  写这信时,还是1992年,北岛竟然寄望国内民间会发行《今天》杂志,对于北岛这种乐观主义精神,因而坚决不肯减少印量减低库存,我和万之常常哭笑不得。
  当然《今天》最大的困难是发行。我相信,从挪威转移到香港,北岛他们一度对《今天》的发行抱着很大的幻想,总11期刚印好,万之来信问能否把存在他那里的1000本复刊号寄到香港来。但根据我保留下来的记录,现实非常残酷。1991年年底的田园书屋发行结算表其实整个是一张“退书单”:


         
  事隔这么多年,我相信《今天》同人不反对我在此公开二十年前在香港第一年这样的一份“成绩单”。敏感的读者一下子会意识到:其一,发行商很快发现杂志滞销无利可图,必然逐期减少进刊量;其二,年终退书时态度坚决一本也不肯库存;第三,年终这两千本的退书,对于没有社址没有仓库的我来说,又一次陷入了愁困。我自己那时做出版虽刚踏进第五个年头,但也清楚知道自己在做一件吃力而极为不讨好的工作。事实上,这样的情况,二十年来并没有明显的改善。虽然我们先后改换了七家不同的发行商。每期不断累积的旧刊,一直跟我们争夺家居空间,直至北岛搬家来到香港。
        
   三
  北岛一直在说,他要好好写一篇“筹款记”。我曾略略算了一下,算上稿费编辑费,每期《今天》经费大概需要八千美元,后来的更不止,二十年九十期一共用了逾百万美元。若加上几次重要的活动经费,总共超过一百五十万美元。所有的费用都是北岛和《今天》同人筹募回来的。
  平时听北岛回忆种种筹款经历,谈笑间灰飞烟灭化为乌有,非常戏剧性,只觉得好玩好笑。因为事过境迁,淡忘了个中的尴尬、焦虑和失望。其实,我虽一直置身度外,不知来龙去脉。只是事关每期杂志有没有印刷费在手,要不要付印,万之北岛总会第一时间通报消息。1990年万之来信:“我和北岛已辗转来到芝加哥,筹款之事仍在进行之中,似有些眉目,大概不会空手而归。”记得当时在聂华苓、戴静、谭嘉、李欧梵等帮忙下,申请一笔五万美元的美国洛克菲勒基会的资助,谁知这笔我们等着开锅的米迟迟并未到手。1991年3月,万之来信:“Rockfeller的钱尚未转来,我们账户中钱不多了……下期开始,想减少印数。”9月,钱还未到位,是年第三四期合刊被迫放缓脚步。到了12月10日万之又来信:
  “寄上支票一张,是我暂时筹措的。不过爱荷华那面的钱肯定会到,你可以放心……现在稿件很多,几乎看不过来。说明《今天》会有起色”。那一期结果以合刊号(14/15)形式印行。
  总14/15号是一期评论专号,李陀主编,我一直认为是《今天》复刊后的一转捩点。表面上只是改变了开本、我在香港请陆智昌设计封面。[5] 关键的是,编务从这期开始,从北欧转移到美国,相对来说,美国的作者和人力更集中一些。我记得那一期到了1991年11月才收到目录,为目录中的阵容我精神为之一振:李陀、王德威、罗多弼、杜博妮、阿城、孟悦、张旭东、王瑾、王晓明、顾晓阳、奚密。其中有一小插曲,因万之找回来的书信和我手头的巧合,在此且叉开去,多记一笔。
  开始的时候,《今天》发稿全部由万之统发。第二期时,万之只寄来“发稿签”,评论、小说、诗歌、散文,分别由各编辑直接往香港寄稿。后来连财务也这样,根据记录,从1990-1992年,前后收到的编印制作费,分别来自于挪威、丹麦、瑞典、爱荷华的不同银行账户。
  1991年10、11月北岛亲自来信和发稿:“五、六期(总14/15)合刊的稿子已经发的差不多了……庆幸的是,印刷费已不成问题,最近我们又得到瑞士一家基金会的一笔捐款。附上一首诗歌,请编入本期。”北岛显然对马兰这首《革命》[6] 情有独钟,他随即写信给万之:
  “我从小查转来的诗稿中,选了一首《革命》,作者马兰。我们应给国内那些不知名的作者更多的信息,这首诗我已用FAX传给林道群,请你加入目录中,我也同时得到了张枣的同意。”
  不几天又收到北岛自己为这一期写的《编者的话》,这篇《编者的话》含金量丰富,在此且多引几句: 
  “本期为1991年三、四期合刊。从本期起,《今天》的面目有所改变:缩小开本,陆续增设一些新的栏目,打破国内文学期刊分类的传统格局。在对复刊一年多来的刊物做反省后,我们适当地调整了编辑的方针……由于舞台的转换,许多中国作家已经处于国际文学的涡流之中。多种文化的撞击与交错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文学的格局。我们应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并关注港台等地区华语文学的发展……今天文学基金会于今年七月在美国成立。它不仅成为《今天》杂志的后盾,而且正着手组织一系列文学活动。”文末是北岛诗的语言:“权力依赖的是昨天,文学面对的永远是今天;因此,文学用不着和权力比寿命。它的责任之一是从今天俯视昨天,并从中涂掉权力的印记。”
  我擅自把“权力依赖的是昨天,文学面对的永远是今天”印在封面上作为宣传,谁知却有人不以为然,有《今天》的作者老友收到杂志从美国来信:
  “很喜欢新版式,像样多了。未翻开看到北岛印在封面上的话,觉略过火,也许未必,自己过敏……次吃惊于批评理论文章如此之少。不管怎样,作为一个合刊号而不是李陀吹嘘的批评专号,还是满像样的——指形式而言。就内容而言,小说部分惨不忍睹,如此下去,《今天》似应停办小说栏;诗歌部分仍是一派遗老遗少,脱不了十年前的框框。” 

  对《今天》这样的批评,就我听到的还不算最苛刻的,另几个老朋友如甘阳、小枫、旭东知道我只是“承包”,说话从来不拐弯抹角。
  爱荷华--芝加哥聚会,对《今天》复刊来说是一次遵义会议,方针和策略都得以重新调整。一是《今天》同人在各处难得有机会见一次面,其二是在芝加哥因为李欧梵组织的研讨班,相聚的时间长,各方的朋友来得很多。我并没有参与爱荷华聚会,都是听说的,1991年编辑碰头会[7],1993年那个后来成为文学评论界一个“传说”的《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讨论会。[8] 我来到芝加哥的时候已到尾声,很多与会者如香港的也斯、陈清侨、台湾的南方朔虽都回去[9],但国内来的王晓明、朱伟、吴彬等等都还在,加上旅居芝加哥的李欧梵、刘再复、甘阳、黄子平、查建英,我记得大家都在讨论“民间社会”。后来一直忘了问陀爷、北岛和万之,芝加哥研讨班有关民间社会的讨论,怎一个字也未出现在《今天》上呢。反而,我离开芝大时带走甘阳的一篇《民间社会概念批判》长文回香港,文中把与会者的讨论彻底地清理了一遍。
  说起来芝加哥之行是我第一次见到《今天》同人。1991年3月万之来信说夏天他们在芝加哥聚会,津贴半张机票,要我也参加。北岛、万之那时候还不完全知道,我们注册的所谓“社会理论出版社”,雏型跟芝加哥同人有关。1990年甘阳、刘再复等通过当时芝加哥大学东亚系的李欧梵教授,向卢斯基金会递交申请,申请项目包括在香港成立一家学术出版社。而更早的1988年,我因编辑《铁屋中的吶喊》,跟李欧梵先生早有联系,1989年更一度携手在香港协力帮助过流亡学者。加上当时人在香港中大的王晓明也参加芝加哥聚会,1991年7月中我和淑娟遂也到芝加哥甘阳家里呆了半个夏天。记得当时所带的行李是几十本总12期《今天》,到埗那天北岛请吃墨西哥饭,万之来接我们,捧抱的几十本《今天》在马路上脱手散了一地。
  当时香港的《二十一世纪》也刚创刊,专职编制有七位人员,本来是完全不相同的刊物,聊天时大家总免不了会问一些比较性的问题,一相比较《今天》显得更为艰难。我记得北岛当时的神情并不服气。
  《今天》的艰难于我来说有一件小事令人难忘。1992年我从《二十一世纪》转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社工作。此前我跟《今天》的联系多用学校的自费传真机,因转换公司,我要求《今天》花三千港币买一台传真机。此事虽最后落实但过程无趣之极。而在家里安装上这台属于《今天》的公家传真机后,因时差关系经常深更半夜接收欧美发稿,对家人的骚扰在此更不足为外人道。 
         
  四
  买传真机只是小插曲,后来我才渐渐从万之那里知道,自从《今天》成立顾问委员会和基金会后[10],问责和财务管理要求严格。遂有1992年万之和孟宁执笔全面整理的《今天》工作报告和财政报告。到了1992年秋天我已决定辞退,因为实在力有不逮。然而一直拖到年底,《今天》仍未找到接班人。我遂建议《今天》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所有印制费、邮资,实报实销,牛津负责所有人力行政支出,其中500本《今天》牛津可自行发行收益(其实平均每期发行并不超过200本)。
  谭嘉(后来我才知道她也是香港人)打理《今天》财务的认真和严格,和牛津合作无间,我不再理会财务和邮寄刊物事宜,在一家有规模的出版社里编刊,毕竟跟以前大不一样。最主要的还是,从1993年开始,主要的编辑校对工作放在美国,由纽约的王渝大姐和加州的王瑞芸负责。虽然当时电脑开始普及,但彼此所使用的电脑不一样,常常因为文本文件未能互相兼容叫苦连天,甚至导致严重的错漏。但那毕竟是科技时代和手工作业时代的差别,与复刊初期的工作量不可同日而语。
  1993年是《今天》转折年,但那年秋天顾城谢烨的惨剧,对《今天》来说是一大震惊。我并未见过顾城谢烨,《今天》复刊后好像也未发表过顾城的新作,但顾城出事,很多人看着《今天》。10月12日王渝传真:“顾城之事感觉不好,很难受。为谢烨、谢的男友、亲友还有他们的幼儿。我和张枣、李陀、北岛、万之都讨论了,正在收集他们的遗稿,就刊出他们的遗稿作为追思。”过几天10月16日王渝又传真:“顾城之事,先是不知如何感觉,后来感觉很不好,很不好。我们还没找到谢烨的稿子。我希望能找到。”后来找到了,这就是后来《今天》1993年冬季号(总23期)刊出的谢烨《你是小木耳》、顾城《鬼进城》(组诗)和张穗子的《顾城访谈录》。[11] 当时远在伦敦的赵毅衡也来传真“谢顾惨剧,令人震惊,日夜不安”,赵毅衡和在英国一群关心中国现代文学的朋友想10月23日办一展览,展出谢顾两人的照片、手稿和画作,希望《今天》给他们一些复印件。
  自从在美国成立基金会后,《今天》的财务情况有所改善。1993年北岛来信说,我们最近筹到一点钱,印刷费危机过去,有点余钱,能否送点小礼物给读者,恰逢《今天》十五周年了(1978-1993),这一期加印一张日历卡好吗?我说好呀。周氏兄弟画作,陆智昌为《今天》设计了一张别致的1994年日历卡。直至2008年《今天》纪念活动,我印象中这是《今天》唯一一次送“礼物”。
  1994年4月5日纽约的王渝大姐寄来机票,忘了从哪里筹募到的经费,这是一次编辑部扩大会议。后来都叫做第三次编辑会议。我是4月9日晚上才到肯尼迪机场的,王渝怕我人生路不熟,一再传真教路令我感动。这一回又是第一次见到很多新的《今天》成员,除了万之北岛,新任社长谭嘉原来是香港人,在纽约开会期间我们常常私下用香港话笑骂其他与会者。和王渝第一次见面一见如故,她跟我香港很多朋友作家如古苍梧是七十年代保钓运动的战友。我还抽空拜会牛津的作者严家其和胡平。有趣的是我手头还留着一纸会议议程:
  1994年4月14日星期三,在北岛房间。
  上午:孟悦主持会议,伦敦大学的赵毅衡报告《今天》英文选集的进度。
  张亮作文艺上「西方中心」论与民族主义心态的探讨。
  下午:王渝主持,漫谈编务,包括如何申请基金如何推广如何发掘新稿源。
  来自伦敦的胡冬在我这张会议议程背面留下了他住在Earldom Road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会上滔滔不绝发言的欧阳江河(《今天》现任社长)。晚上在236E. 47th Street, Apt. 27F附近第二大道,有精美点心和美酒宴会,尤其让我感到温暖的是,这位家在曼哈顿酒会招待我们的主人,是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一位香港人廖女士。最近虹影还在微博上跟我说起这一次见面好玩的事。关于这一次的编辑会,我还写过以下的文字,纪念逝世的《今天》重要成员张枣。
  诗人张枣三月八日于德国图宾根大学医院病逝时才四十八岁,北岛写了一则悲情往事,用电子邮件传给我们跟张枣一起编过杂志的人。在不容易的九十年代,我们几个人跟张枣一起,编过十年的《今天》。说是“一起”,其实有些言过其实。张枣一个人在德国念博士的时候,和他一起编诗的另一位诗歌编辑宋琳寄居巴黎,其后又搬去阿根廷布宜诺斯艾里斯。主编北岛居无定所,十年间住过十个国家。评论编辑李陀和刘禾虽一直在美国,但从芝加哥到柏克莱到密歇根到纽约,地址变了又变。很多时候稿子寄出的和收样刊的地址已不一样。只有小说编辑陈迈平的不变,那是借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东亚系的邮址,那是在北欧,差不多有北极那么遥远。
  这样的一些人“一起”编杂志,以前没有电子邮件,又不可能每个人都买得起传真机,靠的只能是写信。信件稿件从世界各个角落寄到编辑手上,再从四面八方的编辑分寄到香港,印成杂志,再分寄回内地和世界各地。如此这样,1990年复刊后的《今天》一直活到今天,一度也被称为流亡杂志。这个“流亡”,不是词语,是生活。相对很多已经停刊的流亡杂志,很多人都说,《今天》这样活下来是一个奇迹。事实上,现在不管我怎么回过头去想,也觉得当时那样的操作模式,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那样的编辑操作模式,是1994年在纽约,似乎是唯一一次编辑碰头会议上决定的。忘记了是什么人赞助的机票,在纽约开编辑会,但我记忆清晰,最后一夜在高楼天台看曼哈顿夜景,对着璀璨的灯海,张枣忽然向下纵身一跃,他说真有跳下去的冲动。我当时觉得他举止狷狂,有些造作。他那种过于奔放的浪漫,和九十年代初那种压抑的政治气候、和别的流亡者那种焦躁不安,格格不入。那是我初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当然后来的十年我们写了很多信。找回那些写信的日子,读已不复在世的你的信。
  《今天》最重诗歌,整个九十年代主要是张枣在编,他编的这十年诗歌,后来精选成一部《空白练习曲》诗集,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那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不可能被忽略的成果。张枣寄来诗稿之余,有时候也会为大家打打气,他引豪夫里斯塔,这是“词语抛下我们不管”的时代。接着张枣总会说,真正的诗人必须活下去。举步维艰,荷戟独往,就算是一个结结巴巴的追问者。他喜欢、或者说妒忌北岛,他爱引用北岛的话,比如他也说诗人是“黑暗中的演讲者”。
  认识张枣之前,读过他的《镜中》。今天重读,仍觉得好:“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了下来 / 比如看她游泳到河的另一岸 / 比如登上一株松木梯子 / 危险的事固然美丽 / 不如看她骑马归来 / 面颊温暖 / 羞惭。低下头,回答着皇帝 / 一面镜子永远等候她 / 让她坐到镜中常坐的地方 / 望着窗外,只要想起一生中后悔的事 / 梅花便落满了南山。”据说是大学时期写的,据说他很早就意识到自己的出类拔萃。北岛说,张枣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的奇才。
  读着北岛的《悲情往事》,我回了一封杂乱无章的电子邮件,说了一些无关重要的琐碎,比如说张枣为了说服我出版柏桦的《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破费给我打了好几个越洋电话;比如说张枣让我记着当年编刊的艰难,那时每期收到张枣寄来的诗稿,所有的诗稿都被剪裁修葺过,绕着诗行字句,裁掉空白的纸张,只保留写有诗行的小纸块。不是嗜好手工艺,张枣要减轻邮件重量,省下邮资。
         
  五
  如此这样,《今天》和牛津合作了四个年头(1993-1996),虽说是牛津和《今天》的合作,其实除了财务、邮寄和存货不用我操心,其余的仍是我独自在编印,所以当1997年我有意移民海外时,牛津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幸好谭嘉找到了台北的联经出版社。为了交接工作,谭嘉回到香港,那是1997前,我们两个《今天》香港人的寒暄家常,她代北岛送了我一支名贵的Waterman原子笔,我一直没用过,权且留着作为纪念。1997年《今天》转移到台北后,生生不息。而我和家人虽最后放弃了移民,但九七前后香港的故事太热闹,竟渐渐的和《今天》相生相忘了。直到有那么一天,北岛来信说台北出版愈来愈困难,问我能否再接着干下去时,我笑着说,《今天》离开香港这几年,你们连杂志都没给我赠阅过一期啊。我虽开的是玩笑,但事实上我知道,包括我自己参与的那些年,《今天》的确没能力顾得上每一个作者和读者朋友,有的更多只是作者和读者的默默支持。
  我回复北岛和谭嘉说好吧。这大概可理解为一种复婚吧,只是事过境迁,牛津的出版方向早已调整,不再出版文学期刊。我遂建议以“今天文学杂志”名义在香港印行,法律名义上保留美国注册,也照样沿用美国的通讯地址。[12] 每期杂志文章稿件均由美国的王瑞芸统筹,完成录字校对后寄一张磁盘到香港,一如既往,我工作之余挤时间在香港编排,跑印刷厂印行出刊,再从香港邮寄发行往内地和世界各地。好在经过十年操练,加上王瑞芸负责编校工作,我自己的电脑文字排版技术,从PageMaker 4.5到7.0持续跳了六个阶梯,再进入InDesign世代,早已能独立操作,不用再如十年前般跑植字公司,假以他人之手。发行方面,在本地仍找回田园书屋[13],经过那么多年,我已不敢再抱有幻想,田园代理只维持最低的发行数量(虽然在港台这样的商业社会,低处总还有更低,每期仍存货不少),我要感激的是,找到了刘氏友人愿意负责所有的刊物邮寄工作,感谢老友魏承思代为存放过期刊物。 

  1999年10月11日谭嘉以社长名义,代表《今天》跟牛津大学出版社签署合约,出版“今天文学丛书”五种。牛津“今天文学丛书”计划中的五种选题分别为:刘禾编《持灯的使者》、柏桦《左边:毛泽东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枣、宋琳编《空白练习曲:今天十年诗选》、万之编《废墟上:今天小选1978-80》、李陀编《另一种声音:今天小说选1990-99》。后两种出版时改换为李陀编《昨天的故事》和欧阳江河编《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复刊十年后的2000年,“今天文学丛书”面世。
        
  六
  2007年北岛全家移居香港,这象征着《今天》真正落户香港。为欢迎他们全家,我把家里保存的一套《今天》送到他家里,我的意思当然是把所有寄居我家的《今天》归还给它的主人。没想到北岛稍为安顿下来后,不但无意改变我编印的工作,还开始了策划新的计划。《今天》在香港正式注册为合法团体“今天文学社”,从此以后《今天》正式以“今天文学社”名义出版。以香港为基地,《今天》重新调整各编委的工作,欧阳江河加盟出任社长,他很多新的思路显然坚定了北岛的信念:“多种文化的撞击与交错构成了二十世纪文学的背景之一;在此背景下,第三世界文学的兴起正在改变国际文学的格局。我们应从某种封闭的流亡心态中解脱出来,对国际上文学的重大变化作出回应”。《今天》在香港组织起文学沙龙,北岛、李陀、欧阳江河、刘禾、翟永明、西川等志同道合,一个文学流派似乎再次塑型起来。《今天》跟香港愈来愈密切,除了前述1995年委托也斯策划的“香港文化专辑”,北岛再次委托叶辉策划“香港十年”(总77期)和黄爱玲策划“回归十五年:香港电影专号”(总99期),当然其间还有北岛自己策划的“香港国际诗歌之夜”专辑(总87期)。
  2008年《今天》三十年,承蒙香港利希慎基金、友好詹德隆先生的支持,《今天》在香港举办隆重的纪念活动。《今天》覆刻重印了总第1——9期的老《今天》杂志,并出版徐晓主编的《今天三十年》一书以志自1978-2008年的大事,全书二百页篇幅,复刊后的二十九年只占其中的十分之一。后来者如何艰难,岂能与开创者相比。然而相信只有亲自经历了整整100期的北岛体会到,像《今天》这样的文学,对手不是专制,与商业社会的庸俗作战,同样荷戟彷徨:
  一个民族需要的是精神的天空,特别是在一个物质主义的时代。没有想象与激情,一个再富裕的民族也是贫穷的,一个再强大的民族也是衰弱的。在这个意义上,《今天》又回到它最初的起点:它反抗的绝不仅仅是专制,而是语言的暴力、审美的平庸和生活的猥琐。
  我们把这几句话印成海报,让与会的新老《今天》同仁[14] 签名见证,我们奢望说不定资本家也有附庸风雅的时候,会花巨资收藏这样的海报,以补助《今天》的印刷经费。愿望再一次落空,《今天》的道路毕竟是寂寞的。《今天》同仁相信也会寂寞地走到下一个一百期。
         
  七
  南宋词人陈简斋《临江仙·夜登小阁,忆洛中旧游》有句“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在此借以为题,聊记为《今天》服务二十年之感怀。
        
  [1]  我手头保留着一份1992年9月10日由孟宁和陈迈平向基金会作的财政报告。一开始是这样的:“《今天》于1990年第二期起改在香港排版印刷(包括邮费1000美元)。一开始采用承包办法……总计每期5000美元。自1991年第二期起由于杂志重量增加,邮费超支至1500美元,因而改为5500元。”这种承包关系,其实很快就不一样,根据我保留的1991年12月15日给万之的信:“那一期的开支是植字排版HK$12,000,印刷HK$19,000,邮费HK$13,000。”加上劳务费和封面设计费等,已超出了预算。到了1992年,据说因为财务不够清晰,引来了非议。详情我并不了解,据保留的书信记录,1992年7月21日我遂写长信向万之交待和解释,并请他转给北岛,正式提出合作至1992年第三期结束。不久,北岛于8月11日从巴黎来信对彼此的误会表示遗憾。9月9日万之又来信说找不到人接,希望我接着做下去。那时我自己正在转换工作,我后来想到的办法是让《今天》跟牛津合作,略为减轻《今天》的财政压力。这是后话了。
  [2] 本文中提到的《今天》,有时候是包含着《今天》杂志和《今天》文学丛书的。从复刊开始,北岛他们的想法是,既出版季刊《今天》文学杂志,同时不定期出版“今天文学丛书”,这当然是老《今天》的传统。只是在开始的那些年,丛书一直都未能排上工作日程。虽然万之在复刊第二期已在“编者语”中宣布:“第一批正在编印的丛书包括《黑盒》(北岛新作38首)、《多多诗歌散文集》、《今天小说选》。万之来信有时候也会跟我商量一下印丛书事宜,比如1992年4月万之来信:“另一个问题是早就名声在外的今天文学丛书。现在我手边有现成的多多、杨炼和赵毅衡三本书。如果每种印两千册,你认为要有怎样的预算,包括稿费。我真怀疑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万之很快又告诉我,当时整个账户里仅存四万美元左右,怕连维持《今天》杂志出版也成问题。结果丛书的事一直未能付之实行。直至到1999年──那已是和牛津合作的后话了。而这个合作,所有的制作费用全是由牛津承担的。
  [3]  现在,打字排版电脑化,非常简便。从出版发展史上来讲,由传统式手民铅字排版,到电脑打字排版之间,还有过“植字”这过渡期。九十年代初《今天》的排版在当时的香港,正处于这一过渡阶段,比内地略为先进。收到稿件后,我会送到专业的植字公司(有意思的是为了保证账目清白,我至今还保留着很多联兴植字排版公司的发票),百度百科说“植字是将铅字一个一个地从木架上选出置入排版用的铁盘,称为拣字或植字”。这指的植字是更早的时期。《今天》经历的已半电脑化,植出来的字,不需要从木架上选字,先用点阵机打印在折纸上校对,为了节省成本,植字公司使用疏松的点阵打印,分段不分行,而是从一桌面大的键盘上选字,植入电脑中。校改过后,冲晒相片般冲印成“咪纸”(说白了,其实就是文字的相片,等于我们现在高像素的激光打印)。为节省成本,分行分段但不分版。一篇文章一长卷。这种文字相片,按尺寸长度算价钱。好心的植字员,看到《今天》这种一行只有几个字的现代诗,会好意地代为充分利用空间,把几十页的诗行拼排在几页里以节省成本。一卷卷的文字相片冲晒出来后,手工切割,分页贴版。拿去冲晒成一页页胶片,再送到印刷厂。这些工序在一家出版社里,归制作部管,很少有人是从编辑校对到植字印刷跑腿,都由一个人在工余时间做的。
   [4]  每期1400本五花八门的邮寄,于我来说至今仍旧是一梦魇。我相信没有哪一本中文文学杂志像《今天》一样出现在世界各个角落。而因这个“世界各个角落”邮资差别很大,收件者又由1本到100本的,数量不等,各式其式。有的寄印刷品,有些因数量达一百本,必须分成四五个包裹邮政局才肯受理。我们没有工场,2000本杂志先运到家里,在三五天内,拆包入袋重新打包、计算邮资、搬运到邮政局,没有车,出租车也不能停靠在邮政局门口的。连家人朋友都发动起来,仍疲于奔命。一开始没有经验,不懂得要事先向邮局申请,才能印制使用塑料邮袋,贴上邮票后因为粘贴不牢,被邮政局召到国际邮件中心训斥,蹲在地板上逐一邮件检查补贴胶纸。这样被监督着干了大半天,在灰溜溜的回家途中,我记得很清楚,决定从今以后不再跟《今天》有任何瓜葛。
   [5]  《今天》复刊后封面,由至今人仍在挪威的曾千之设计,一直没有机会见面,最近偶尔在微博遇上。曾千之的封面设计,特别是封底采用多多、北岛、杨炼、张枣诗作手书,现在看来,颇得读者喜爱,但当时他的设计颇受到北岛等编委的压力。希望曾兄不介意我在此引用万之的来信:“曾千之的封面,普遍地对他设计反应不好,但为了头一年四期统一风格,我和北岛仍请他设计第四期。以后想请你在香港物色一人,也可省去设计稿来回邮寄的麻烦。设计不用繁琐,简单些就行。”此后一直到1996年,封面设计由陆智昌和我自己来设计。再后来由美国的李晓军担当大旗。
   [6]  马兰《革命》:“革命的意义/产生在特别的领域/那时候,头痛/而且眼前模糊一片//对手把自己掩藏起来/但是/他身上的条纹,那件衣服/使我愤怒不已//他是很强健的/我是很坚强的//我的血还没有开始流/可已经有人在谴责我了”。
   [7] 住在爱荷华的谭嘉女士自此担任《今天》的财务,随后1993年起更接任万之担任《今天》社长近十年。
  [8]  李陀、黄子平以《今天》名义1993年5月1日在爱荷华组织了《我们怎样想象历史》讨论会,与会者包括李陀、黄子平、孟悦、刘禾、邹羽、张旭东、唐小兵。黄子平曾把这次讨论导言部分,整理发表在《今天》,并作为附录收在唐小兵编《再解读》一书中,由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李陀更希望牛津能出版整个讨论记录。1993年5月李陀来信说:“你同意为爱荷华会出本书我真高兴极了!将此消息告诉几位同仁也都十分兴奋。我以为此书将会有不一般的意义。”10月陀爷再来信:“爱荷华会议一书,诸人都同意写文章,且态度都非常积极,只是我还在同大家商量诸文如何形成一个共同的倾向(主题)。子平已给我来信,你应催他尽快把全文整理出来,这会是一本好书。”陀爷再在“好书”加上着重号。时至二十年后,另一与会张旭东在一本《我们时代的写作》中还旧事重提:“《再解读》里边有个谈话记录,记录了这场讨论,是《今天》杂志在爱荷华城聂华苓家办的。大家态度都是认真的,是在谈当代文学和当代批评之间的关系。”
  [9]  在此特别提到今年(2013)刚去世的也斯(梁秉钧),是因为也斯跟《今天》关系渊远流长,1991年芝加哥一聚,李陀更委托他为《今天》策划一期“香港文化专号”──也就是后来1995年出版的总28期。这期是所有《今天》期数里印数最大的,先后加印了四次。只是连北岛也不知道的是,这期专号刚出版后,我代《今天》把稿费付给也斯和各香港作者,《今天》的稿酬只是当时香港普通标准的一半。
  [10]  根据谭嘉当时印在《今天》信纸上的资料,顾问委员包括:Margaret Atwood, Allen Ginsberg, Maxine Hong Kingston, Liu Zaifu, Czeslaw Milosz, Pai Hsien-yung, Octavio Paz, Susan Sontag, Jonathan Spence, Tomas Transtromer, Tu Wei-ming, Kurt vonnegut。编委成员:聂华苓、北岛、陈迈平、多多、黄子平、李欧梵、李陀、谭嘉、戴静、查建英、钟阿城。这个名单跟复刊时已颇为不同,没有了高行健、郭顺、顾城、顾晓阳、黄锐、孔捷生、刘小枫、刘索拉、裘小龙、徐星、杨炼、张枣、赵南和赵毅衡等14人,新增的则有聂华苓、李欧梵、谭嘉、戴静等四位。可说是大换班。
  [11]  就我的所知,顾城虽一开始是复刊号的编委,但不太参与编务。1991年9月2日他曾给北岛写过一信(刊总18期,改为《致编辑的信》),令人非常难以忘记。信是这样结束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为什么在一起(顾城自己加重符号)。在没有自由的时候,我们获得了精神。没有精神的年代,起码我们保存了真诚,真的,因为已经有人在远远地说了: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12]  编辑部地址是王瑞芸在加州登记的P.O.Box 2049, Thousand Oaks,发行代理地址则是谭嘉P.O.Box 3384, Iowa City。
   [13]  虽然这样,发行仍然是《今天》的最大困局。后来跟万之交谈,我们对复刊初期国际各大学东亚系图书的征订反应记忆犹新(不计个人就超过三百个订户),可惜因为多年编辑部发行部辗转变动,青黄不接。书店发行方面,自从北岛来香港后,我们为求突破,先是由田园书屋换到同德书报社,再换到香港最大的发行公司联合物流,后来又换到目前的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台湾方面,我们也先后委托唐山出版社、联经出版社、印刻出版代理过发行业务。
  [14]  包括了:芒克、北岛、舒婷、严力、翟永明、韩东、欧阳江河、西川、柏桦、宋琳、朱朱、孟浪、廖伟棠、朱金石、陆焕兴、徐晓、鄂复明、程玉、李鸿桂、程奇逢、王渝、是永骏、王瑞芸、胡仄佳、李彦华、叶辉、王苗、朱涛、林歆菊、肖海生、陈仲义、任傲霜、刘蓉蓉、潘无依、徐文、甘琦、林道群。
        

选自《今天》2013年 春季号
《今天》杂志 第100期专号
(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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