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凯旋 ◎ 为诗歌辩护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为诗歌辩护 (阅288次)

景凯旋


  昆德拉曾断言,小说家与诗人属于两种不同的思维。他把诗人的激情看作是造作的“刻奇”,在小说《生活在别处》中描写了许多诗人的悲剧,这些悲剧不是来自诗人的孤独,而是来自诗人的绝对。昆德拉在这里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雪莱在《诗辩》中所谓诗人是世界立法者的说法是可疑的。就诗歌与生活的关系而言,今天的诗人与从前一样,需要为诗歌的合法性做出辩护。 
  诗歌属于最古老的艺术,它一直被视为文学的皇冠。十九世纪以来,诗人更是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心,被社会赋予崇高的地位。苏姗 桑塔格指出,浪漫主义具有鲜明特征的主题之一,就是捍卫诗歌。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拜伦和诺瓦利斯都认为,诗歌是自我、心灵和情感的表现。诗歌代表了自由,做一个诗人就是做一个自由人。通过诗歌的狂喜精神,诗人获得不朽。 
  现代诗歌的基本属性来自十八世纪的浪漫主义思潮,即价值源于主观心灵,它们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的,诗人在作品中创造意义世界,赋予生活以意义。因此,诗歌的底色就是理想主义,它总是站在生活的高处,眺望远方,以对抗平庸的日常生活,并给那些孤独的人们带去安慰与希望。在苦难的时代,诗人往往被视作时代的英雄。 
  然而,诗歌本身并不是一个整全的知识体系,像其他任何人类知识一样,它有着自身的限度,只能反映部分真实。将文学完全混同于生活,并以此美学模式运用于社会政治领域,这是文学的正当性在今天面对的最大质疑。诗人被赋予建构意义世界的特权,却试图将诗意的栖居扩大至生活的日常性。 
  正是由于此,许多诗人或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曾高度认同乌托邦理想与仇恨哲学。他们放弃了诗人的自我,讴歌伟大的历史进军,赞美对人性的改造。他们用心来判决世界,但他们的善恶是颠倒的。 
  在昆德拉看来,诗人思维与极权思维是同构的,二者都蔑视凡庸生活,追求崇高远大的意义,这些意义不容置疑。有鉴于此,昆德拉在作品中常常反讽那些具有诗性情感的人,称其为“灵魂的恶性膨胀”。他赞赏波兰小说家贡布罗维奇,后者曾有一篇题为《反对诗歌》的演讲,批评诗歌“使人厌烦的就是它的过度:诗歌的过度,诗歌语言的过度,隐喻的过度,高尚的过度,把诗歌变成化学制品的精纯和凝练的过度”。这两位作家都认为,怀疑与幽默可以消解诗歌的过度。嘲讽是小说艺术的本质。 
  问题在于,昆德拉没有划清诗性的个人性与集体性的区别,就像布罗茨基所说,真正的文学教给我们的是有关人之存在的孤独性。如果文学排除情感与意义,其本身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理由。布罗茨基与昆德拉有关理智与情感的争论,其实质就在这里。昆德拉反对诗歌的抒情性,想要由此解构极权思维。但是,由于拒绝心灵的作用,拒绝反抗无意义的世界,他的作品也愈益表现出后现代的平面化特色,最终消解了文学自身。 
  现代的意义危机实际上正是主观思维的危机。在昆德拉的祖国捷克,帕托切克、哈维尔等作家面对这一危机认为,现代的道德贬值源于宗教衰落后普适价值的消亡,他们试图回到前笛卡尔的世界图景,即将意义建立在超验的、绝对的基础上。但问题是,信奉整一价值与消解一切价值一样,都会取消文学的本质属性,即文学探索不完美的人性奥秘,体现人类追求意义世界的必要性和复杂性。 
  作为对现代意义危机的另一种回应,波兰诗人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在反抗极权的同时,仍然坚持浪漫主义的美学自律,维护文学追求意义世界的职责。尽管现代许多诗人或作家出于诗性激情,对乌托邦理想充满幻想,但恰恰也是诗人与作家最看重的自我意识,使米沃什能洞悉将人与低级动物等同起来的极权制度,坚信诗歌能抵御世界无意义的趋势:“没有诗歌,我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就没有什么区别。” 
  作为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米沃什具有非常理性的怀疑思维,他很早就意识到狂热的乌托邦激情将侵蚀人类的日常生活本身,毅然出走异国他乡,并写出《被禁锢的头脑》一书,分析了波兰许多诗人与作家是如何陷入新世界的迷思,他们宁愿“为微小的社会进步,流太多的血”。无论米沃什多么热爱诗歌的激情,他始终都坚守启蒙人文主义的立场,坚守人的尊严和生活的复杂性。就此而言,他是一位具有小说家思维的诗人。 
  同时,米沃什又深知人类生活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维度,因为正是由于现代人感到自己内心一无所有,所以才会受到乌托邦的诱惑,解决这一思想危机的办法不是价值虚无,而是重寻失去的意义。“我们不能赤裸裸地生活。我们必须用一层思维产物,我们日新月异的哲学、诗歌、艺术风格的茧壳把自己包裹起来。我们把意义投入到那些与意义相对立的事物里面;那种不停的劳动,那种纺织是我们最富于人性的活动。” 
  造成二十世纪悲剧的原因之一,就是人们不再相信存在着超越人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在《诗的见证》中,米沃什指出,现代诗歌的危机正是由于“诗人与人类大家庭之间出现分裂和误解”所造成的。也许,现代人已经很难再回到宗教的世界图景,但人们仍然可以诉诸真实的人类生活:“假如没有上帝,/人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他仍旧是他兄弟的照顾者,/他不能让他的兄弟忧愁,/说并没有上帝。”仅仅为了爱,人类也需要有超越的价值。 
  反讽的文学无条件承认事实,放弃了诗性的想象,因而也就失去了文学的优越性。波兰诗人巴兰察克指出,米沃什想要表明:“现实和纯艺术的二分法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完全有可能创作出这样一首诗歌,既神秘又深入历史,既有艺术心灵又对社会现实负责,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没有与人类大家庭相疏离。”另一位波兰诗人扎加耶夫斯基也指出,米沃什是一个兼具诗性与知性的诗人,既有理性的怀疑气质,又有浪漫的狂喜精神。 
  如果说昆德拉的良师益友是贡布罗维奇,那么扎加耶夫斯基的良师益友就是米沃什。扎加耶夫斯基1945年出生于利沃夫,后来在格里维策长大,他从小热爱文学,在大学时就悄悄阅读米沃什的作品。1968年,由于官方禁演密茨凯维奇的《先人祭》,华沙爆发了学生示威,参与这场运动的波兰学生被称为“68一代”,其中包括扎加耶夫斯基、巴兰察克、克瑞尼斯基、科恩豪塞尔、丽普斯卡等,他们都是波兰新浪潮诗歌的代表人物,主张恢复诗人的独立性和诗歌的真实性。 
  1981年,扎加耶夫斯基移居法国。他的思想深受赫伯特与米沃什影响,后者的“希望的诗学”对他影响更大。由于经历过严酷的文化时期,他深深懂得,西方文化对终极意义的追求既产生了现代诗歌,也产生了现代极权。他的《捍卫热情》是当代一篇非常重要的诗辩。在这篇散文中,扎加耶夫斯基用柏拉图的“在中间”来定义存在,即人永远处在实在物质与超验神秘之间的行走状态。 
  这篇文章是对米沃什诗学的阐释,同时也代表了扎加耶夫斯基本人的诗学。在他看来,怀疑与激情都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这是由于人性本质的“在中间”状态,即人的超越性与世俗性所决定的: 

  我们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居于超验之所。我们甚至不可能完全懂得它的意义。狄奥提玛正确地敦促我们朝向美好,朝向更高的事物,但没有人会永远定居在阿尔卑斯山顶,我们将每天回到山下。经历了对事物真谛的顿悟,写下了一首诗歌之后,我们会去厨房,决定晚饭吃什么;然后我们会拆开附有电话账单的信封。我们将不断从灵感的柏拉图转到明智的亚里士多德,否则在上面等着我们的会是疯狂,在下面等着我们的会是厌倦。 

  此番见解是对西方普罗米修斯—浮士德的绝对精神的一个修正,也是对植根于浪漫主义思潮的文学的一个修正。诗歌与生活终究是有区别的,诗歌使人在精神上变得崇高,但却不能排斥生活世界。扎加耶夫斯基在《另一种美》中曾说:“如果失去想象的分寸感,如果想象无视不能融入艺术之中的坚固世界,想象就会成为自己的敌人。”高尚与远方定义了诗歌,这是诗歌的优越,也是诗歌的限制。 
  假如人们排斥那些无法进入诗歌的卑微事物,一味追求崇高意义,就会像那些讴歌伟大历史进军的诗人,向往着改造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成为昆德拉所说的“刻奇”。在这个意义上,昆德拉关于小说是不确定性的、价值中立的观点,恐怕是有道理的。“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德”,这是小说的探索特性,也是它的角色限度。 
  苏姗·桑塔格在《另一种美》的序言中特别引用了扎加耶夫斯基这段话,指出他的诗歌观念“充满了精神渴求的谦卑,它排除了狂暴,并且没有夸张的牺牲姿态”。诗歌并不伟大如斯,绝对性就是它的局限。正是由于此,扎加耶夫斯基在《多重性颂》对诗歌进行了重新定义:“诗歌生长于矛盾之上但并不克服矛盾。”按照苏姗·桑塔格的说法,扎加耶夫斯基注重的是普遍或寻常的智慧,这使他能看到各种事物的局限性以及持久激情的本质。 
  这种对限度的认识也适用于反讽的诗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许多东欧诗人曾将反讽作为对极权的绝望反抗,崇尚巴赫金的狂欢节概念。但是,在《捍卫热情》中,扎加耶夫斯基认为反讽毕竟没有救赎的功能,一味地怀疑和反讽最终也会带来单调乏味,甚至削弱不确定性,变成以怀疑为乐。实际上,现代人在肯定或否定绝对事物的时候,常常会对古代哲人的思想产生曲解,或者说,古代哲人的思想本身就包含了多重性: 

  今天任何一个对文学状态感兴趣的人都应当意识到,通往柏拉图高处的道路有一条是伪善的道路。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可以摆脱盲信的其他道路。 

  如果要考察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歌,最好用他自己的评价:“我属于那样一个思想者家族,总是无望地纠缠于列奥•斯特劳斯所谓的‘在雅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冲突之中。”这种明晰的理性与迸发的灵感之间的冲突总是使他“朝着不同的方向运思”。相对于浪漫主义诗人的自恋与狂暴,他的诗歌既有自我的激情,又有对人类真实生活的宽厚理解。如写于1985年的《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唯有在他人创造的美中 
存在安慰,在他人的 
音乐,他人的诗里 
唯有他人能拯救我们, 
尽管孤独品尝起来像 
鸦片。他人不是地狱, 
如果你一早看见他们, 
额头光洁,为梦洗净。 
我因之犹豫该用哪个词, 
“他”还是“你”。每一个“他” 
都暴露出某个“你”,但 
作为回报,某个他人的诗 
提供冷静对话的忠实性。 

  苏姗·桑塔格说,这是为诗歌所做的辩护,也是为善所做的辩护。在扎加耶夫斯基看来,今天的诗人应当像米沃什一样,兼具智慧与诗性。米沃什先是写了《被禁锢的头脑》,后来又写了《乌尔罗地》。这是两部完全不同领域的作品,前者是对现实生活的冷静观察,后者则是对形而上问题的激情关怀。这种从社会领域转到形而上范围的能力,赋予米沃什一种今天很少遇到的伟大的诗性能量。“这源于他从‘在中间’状态转换为一种持续不断的、富有生气的朝圣之旅的能力,一种道路漫长的艺术家的工作的能力。” 
  2002年,扎加耶夫斯基回到波兰,像米沃什那样最终选择定居克拉科夫,在享受日常生活的同时,继续在诗歌的漫长道路上朝圣,就像他在《无止境》中所咏叹的: 

我们将不在人世, 
却还没有学会 
如何在这样一个高处生活。 

  因为存在的“在中间”状态,诗歌仍然行走在路上,不会消亡。 


                   (原载《花城》杂志2018年第5期)
                          
                              (文库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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