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春、刘年久 ◎ 有关长诗《大红勾》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有关长诗《大红勾》 (阅280次)

李建春、刘年久

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
——长诗《大红勾》创作谈

李建春

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与时代的肉搏。这里所说的“真实”,并不是与“虚构”对立的,我更愿意把“虚构”称为“构造”,接近于艺术中的“造型”,是对真实经验的一种组织、塑形。“真实”与现代诗歌虚伪的、个人的玄学化对立。这种虚伪的玄学化,使当代汉语失去了统摄本土经验的根基,使心性的圆融、完整变得破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本土诗兴起的时候,曾极力反对以庞德、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学。看来我们还得把类似的事情再做一遍。现代主义诗学,或者说现代诗的语言法则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呢,它看起来那么纯粹,从一个当下或长期的感受出发,在时间的压力之下进入一种语感,通过一系列意象的链条,造成一个具有玄学意味的词的抽象。这种从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也与现代艺术中反深度的平面化方法、排它的媒介性自治相呼应。它错就错在排斥了那一部分非个人的、或者说还没有成为个人感受的历史情景,把社会性、伦理性的环节虚化。现代诗的目标,一言以蔽之,就是克服具体的、特殊的经验,从一切地方性经验中提炼一种普世性,以到达“远方”,也就是非地点性。个人化的玄学范型,或者说风格的典范,对于当代诗人来说,主要来自现代主义阶段的西方经典之作,集中在耳熟能详的那几个国家的十几个大师身上。在这种影响之下的当代汉语诗,既偏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也与当代史的实际经验脱节。当代汉语诗的这种抽象化趋势事实上已成为正统。我个人的写作,就是大致在这个正统的范畴内,思考:在译诗的压倒性影响之下,当代诗损失了什么,还能够做什么。我认为完全脱离现代诗的语言范式是不可能的。我个人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既内化上述西方大师的风格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心性上修复被虚伪的个人化玄学前提、思想基础所击碎、替代的一个朴素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完整感,使那些被个人主义屏蔽的本土经验和社会情景重新进入诗歌。

我生活在一个记忆世界,我能够运用的也是我的记忆。我运用我的文学素养、艺术素养和全部人文的、世故的积累重新打量它们。我相信自己,一个接近天命之年的相当勤奋的诗人,在长期的抒情、表达中形成的语感,足以对付那些从未进入过词语的本土事物。关于生命、记忆,事实上也没有什么个人的、解不开的心结,我已足够开阔。因此,与其说是在记忆的驱动下写作,不如说是通过打捞记忆的碎片,使之成为当代诗的文化重建。一年前,诗人张维在当代中国艺术上提出“新人文”的概念。我近期的长诗计划,可以说也是“新人文”思路的一种延续。《大红勾》第一折中写到:“我必须与革命的后果/相濡以沫,我必须过可笑的生活,在废墟之上/重建我的新人文,这已说到现在,我的过去/就是我的现在,就是我的中国制造”。我所写的诗,就是我的“中国制造”。“中国制造”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代表了中国工业化的完成,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它仍然处于争议之中,也在内外的各种压力之下“合规”。那么汉语诗的“中国制造”是什么?它必然是当代史经验、中国文化记忆、当代现实、个人心性综合作用的产物。

我的诗是一种综合的诗。通过综合观照的语言“理解”自己,而不是表达自己。因此,它必然是在各种观念之间的穿越,时而这种,时而那种,我用心性的“一”统合观念的“二”。由此,观念成为一种方法,一种能够带动词语、照亮事物的方法,而不再是主义。在主义上我是含糊的、相对的。这得益于我在基督教、佛教、道教和儒教经典中长期阅读、修身所养成的道气。我尽力培养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我的语感贯通的程度是浩然之气充塞的幅度决定的,因此我适合写长诗。

由于我在文化和经验上的中国坚持,我对现代诗的传统有太多的异议。但是,又不能从语言、技术上直接吸收古典诗词。过去的十多年中,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试图把现代诗的异化、张力、意象与细节的迷恋等,与中国古典诗词相结合,我认为这个方案是失败的。特别是,如果受到词的过深影响,几乎没有不写坏的。现代诗有它自己的语言法则和形式逻辑,我的方案是:在现代诗的写作中,进入中国的道。从读经入手,而不是从诗词文学入手。简而言之,观照中国经验需要有一颗中国心。我是一个对来自左右、官民的各种观念有高度警觉性的人。因我本人也从事艺术批评工作,能够把观念落实到经验之中,不执于一端。这需要空性、道性。具体到《大红勾》,我是在写完另一首长诗《幼年文献》之后接着写的。我的童年主要是在公社时代,求学的时间是从1977年到1992年,毕业于小平南巡之际。在当代艺术中,我知道那个传统的时代,只要能够端出来一点、捞出来一点,本身就是极好的装置艺术。我通过重塑那段历史的个人记忆,做了两个语言装置。由于童年的记忆模糊,《幼年文献》以一个村庄的全景。《大红勾》的主题是:“读书生活,一种抽象的生活”,整体上虽然沿着时间的直线,但是随时与当下切换。长诗是通过偶然性达到一种必然。我切身体会到曼德尔斯塔姆认为但丁的《神曲》是从一个词开始、自然生成的著名论断。《幼年文献》和《大红勾》都是构思远大于实践,写到1000行左右自然气尽。我是如戏曲中一折、一折地向前推进。折与折之间空二行。没有用数字诗节,那与我诗的特质不同。每一折必须是一首好诗,但又不能真的脱离语境独立。长诗在细节上必须过硬。经常有写歪的情况(未必是写差了)。一旦确认,就无情地废弃。光《大红勾》废弃了200多行。我的中文系同学、诗人刘晖在读完《大红勾》后微信我:“恣肆,壮阔,精微,有如巨石森森,又如经卷漫长。”“一波三折,越读越激动,犹如被波浪拍打。”特此收藏。
戊戌十月廿九2018.12.6


附:

“理解”为体,“综合”为用
——李建春《大红勾》阅读扎记

刘年久

《大红勾》是一次高保真、高纯度、全景式的诗歌写作。因为诗的主题是诗人的整个读书时代,所以自传性很强。大量的本事记忆细节、戏剧化情节与个人议评圆融无间,道气充盈,流露出诗人独特的人格魅力。故阅读时总能直入诗人的心性脉络,逍遥、悠游、无碍。

按照李建春《诗意来自与真实的较劲》这篇创作谈中的说法,本诗是“通过打捞记忆的碎片,使之成为当代诗的文化重建”(注:本文的相关引用皆出自此文)。这里,我感兴趣的是“当代诗的文化重建”这一命题/任务,究竟何谓?在文章里,李建春表达了对中国诗人迷执现代主义诗学传统的强烈不满,认为现代诗歌“虚伪的玄学化使当代汉语失去了统摄本土经验的根基,使心性的圆融、完整变得破碎”,更糟糕的是它的抽象“普世性”目标扼杀了“地方性经验”,从而使“地点性”在诗歌中完全丧失。这种“个人化的玄学范型”或者说“风格典范”的源头来自对西方现代派诗人作品的长期阅读和吸收,从而形成了一种占据意识形态地位的强势美学趣味。他认为当代汉语诗的这种“抽象化”趋势,“既偏离了《诗经》以来的诗教传统,也与当代史的实际经验脱节”。因此,他写作《大红勾》可视为矫正/反拨这一正统诗学而重建本土人文诗学的尝试。

那么,他的反拨策略是什么呢?他说:“我个人能够做的,就是一方面既内化上述西方大师(即艾略特、庞德等)的风格影响,另一方面,又从心性上修复被虚伪的个人化玄学前提、思想基础所击碎、替代的一个朴素中国人感知世界的完整感,使那些被个人主义屏蔽的本土经验和社会情景重新进入诗歌”。显然,诗人是想为现代诗贫乏的社会性和本地性注入社会学、伦理学内涵,重新恢复“我”的肉身性、历史的可视化特征和地方经验的生命力。他的写作要处理的是“个人心性、当代史经验、中国文化记忆、当代现实”之间的复杂关系,意在通过诗歌这一特殊的形式载体/媒介接通中国传统的“诗教”“道统”,从而使湮没的传统在当下重获新生与活力。他以读经入门代替读诗,历经数年从个人体悟和修身功夫两个层面接引传统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活水,将儒释道经典文本义理内化于日常生活和精神境界的呼吸运转之中,运用自己的空性和道心使其在心灵内部融会贯通互相激发,故而能够提振自我日益成长为一个勇猛雄健、自足丰赡的现代个体。他能将自己全身心地投入中国文化,完成心性的修炼、文化的归属、历史的再认识、现实生活的批判性反思,因而他像一个马上得道的人,可以凭精纯的个人努力在心灵史和精神史的双重意义上为当代汉语诗歌构建一个完整的新人文诗学样本。

《大红勾》在文本形态上兼有“诗史”和“史诗”的双重特征。前者可以理解为“以诗记史”,即将诗歌作为记录个人求学历史的载体,突出的是“史”的方面;后者可以理解为“化史为诗”,即将个人求学的历史写成个人的诗,突出的是“诗”的维度。尽管如此,诗人更为看重的则是借由对个人求学历史的过程性描述,来重构和彰显地方性经验、时代情景和文化记忆这些具体时空里变迁的事物,其中融入了理性的审视、感性的审美以及贯穿全诗的史诗视野,故这首诗具有极强的综合性气质,体现了牟宗三先生所谓的“综合之尽理精神”“综合之尽气精神”。“尽理”与“尽气”,正是李建春诗歌浑然天成的独特艺术气息。

在语言上,李建春在上述创作谈中自述,“我的诗是一种综合的诗。通过综合观照的语言‘理解’自己,而不是表达自己”。这里又引出两个新命题,一是“综合”,一是“理解”。“综合”是创造行为,是诗歌的组织形式,也是诗意的提炼和凝聚;“理解”是认识行为,是区别于直接表达的慧悟和观照,也是主体回忆和思考时存在真理的自行展开。综合性与理解性,相互支撑,相互依存,共同建构起完整的诗歌形式和丰赡的诗意内核,在不失表达精确性的同时又指明了一种现代诗歌语言探索的新方向。

我们确实能从本诗的语感上感受到一种心性的圆融,细节、情景、心迹,片段式的、意识流的、戏剧化的图景合理分布在个人成长史的长河上,本土经验、时代情景、传统文化和个人思索交织化合在一起,以及那些一气呵成饱含势能而跨行不断句的淋漓生气,常带给人一种恣肆愉悦的诗性经验。这是值得肯定的。但从文体上说,我总感觉《大红勾》的散文性极强,其语感语势尤其与鹿桥的《未央歌》有形神相通之处(凑巧的是,《未央歌》正是一本写西南联大时期大学生活回忆的小说,与本诗所写诗人读书时代主题接近)。它有些偏离我们通常认为的长诗印象,而尽显跳脱、生机、朴真、活泼的品质。我猜想,如果不是诗人在时间维度上采用了随时与当下切换的处理手法,在空间维度上采用了大量的分号将不同方向和层次的内容组团式拼接在一起,而在总体的时间结构上造成一定的间离和律动效果的话,那么,诗歌的这种大散文性将更为凸显。诗歌的散文化一直是个问题,但文体之间的界限,原本并非泾渭分明。于是,我们又要回到那个始终困扰我们的问题:一首诗之成其为诗的条件是什么?诗的本质规定性是什么?毋庸置疑的是,诗歌自有诗歌的纪律。但也许,我们更应从诗歌内容对形式的特殊要求和规定性上来思考,毕竟我们在这里遭遇的是一位“与真实较劲”的诗人。

李建春的诗歌写作为我们提供了当代汉语诗歌的一种新范型——“当代诗的文化重建”。这是一条有待开掘的新路。“中国文化”在他这里是核心词。这条“返本”的路同时肩负着“开新”的使命。他的“新人文”诗学重建之路,既面向纵深的历史记忆和人文传统,又凝视广阔的现代处境和日常生活,旨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一种与生活本质的连续性等同的历史纵深联系,使这一话题具有无限的阐释空间和内在对话性。须警醒的是,我们的全部努力旨在与解决现实生活的困境和发展出一种完善的人性与伦理相联系,我们的工作归根结底应体现为一种新生活的建设和创造。“新人文”如何与当下的现实生活接榫,如何将传统智慧的朴素自然性延续到日常生活的复杂性深处,如何刻画现实的具体困境并使诗歌引领人的精神而不是沉迷于描画既有的经验世界,这些问题与诗歌的存在根本地联系在一起,仍待我们在诗人的实践中觅寻的答案。

《大红勾》延续了《幼年文献》的诗学理念,两首诗在时间范围上有重叠之处,而表达内容则各有侧重点,概括起来前者侧重个人,后者偏重时代。《大红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幼年文献》的时代见证和文献保存意义,因而更具个人化、自传性的魅力。我喜爱的布罗茨基说,生活是光的残渣;而基尔恺郭尔说,不能变成礼物的过去,不值得记忆。李建春则通过为记忆赋形,将他的过去生活作为珍贵的礼物馈赠给了我们。他对语言和风格的多样化诉求,对开掘自我潜能永不满足的抱负,对探索精湛诗艺刻苦顽强的训练,都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坚强、完美的诗人榜样。此刻,我想引用《大红勾》的结尾来结束这篇短文:

  我的诗寻找格律 

寻找空气中的枷锁,我听到铁链
抽打流水,过时的人民在大地上奔忙 
而向日葵走向末日,向日葵
在黑暗中扭头,我们的爱情才开始
 

2018年12月22日一稿
12月28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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