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栋 ◎ “在无词地带喝血”——阅读多多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在无词地带喝血”——阅读多多 (阅164次)

张伟栋


                1 

  无论如何,多多的诗注定要受到误解和歪曲,甚至是在赢得掌声的诗人和批评家那里,而更多地是来自于大学体制所训练出来的学术机器们。事实上,误解、歪曲、敌意、漠视和嘲笑,恐怕也是每个有抱负的当代诗人都必须坦然接受的倒错命运。对于今天的大部分人来说,诗歌是必须切除掉的精神阑尾,诗歌业已失去了思考世界的精神官能,而沦为某种装饰性的精神配饰;对于一少部分以诗歌为业,为梦想的人来说,也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诗歌的秘密,诗人何为。或者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我们今天几乎不能领会这个问题了”[1],我们写诗,除了取悦于自己和读者,在肉体加速毁坏的同时,保存灵魂的完整,而试图使得灵魂不朽,在历史中抢占自己的栖身之地之外,几乎很少人能领会“诗人何为?”“诗人到底何所归依?”的真实意义。我们的时代,小诗人的标准大行其道,精神的侏儒充斥着舞台。然而,这些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诗歌无法为纯肉身的生活添砖加瓦,而真正的伟大的诗人,甚至比起其他的精神物种来,还要更加的稀少和珍贵,不是我们一时半会就能够认识和理解的。 
  真正的诗人就是伟大的诗人,真正的伟大的诗人不过是同义反复的说法。对于这一命题,常识的幻觉是,伟大的诗人是天赋和才能的产物,浪漫派的天才观,曾借助政治抒情诗的轰动效应而获得了广泛的普及,也孕育了一种傲慢的、几乎是盲目的偏见。另一个真相是,真正的诗人几乎全部都是某种传统或者精神或语言所灌溉、培育和催生出来的种子、花朵或果实,诗人是文明之子,绝对的天才和原创是不存在的。艾略特将诗人的任务定义为,隐藏自己泛滥和无可救药的的情感和个性,从而为传统开疆扩土,增添生机和延续命脉,实际上并未能够很好地理解诗人与传统的关系,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很多年来被我们奉为圭臬,也暴露出我们在很长时间里对诗歌的语言问题处于“无思”的状态。当我们还试图以“感人”与否或者语言的“新奇”与否或者“介入现实”的能力等来辨认诗歌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仅把语言当做任凭我们表演自我的道具或是精神的自慰器。不管怎样,有两个基本点,在此需要略微提及,而后我们会在对多多的作品讨论中展开,第一,人的本质是语言,人之为人就在于其构造言语的能力;第二,并不是我们在说语言,而是语言在说我们,按照海德格尔的表述就是:“人之说的任何词语都从这种听而来并且作为这种听而说。”[2]基于这两点,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已经熟知的某部诗歌史断开一个链条,我们今天的诗歌语言将会面目全非。以象征主义为例,我们也就可以这样来排列诗人的序列,爱伦•坡是象征主义的种子,波德莱尔是催生出的花朵,里尔克是其结出的果实。这并不好理解,要做到感同身受的体认更是困难重重。正如昆提利安所言,“博学者理解艺术之道理,不学之人只凭喜好”。过去,我们遭遇过太多被自己选择的语言陷阱所囚禁、所困顿,因而在心灵和语言上都极其贫乏和平庸的小诗人,所以对此略有所知。 
  从这些方面来看,作为一个诗人多多是幸运的,身处大时代的洪流之中,历史的褶皱剧烈的波动和变异,时间正在火中被锻造,被压抑的语言岩浆高温涌动,在梦境和现实的人群中寻找它的出口。所以说,是现代主义诗歌选择和培育了这一代人,语言给予了这一代人以较高的历史起点和需要打通的历史关隘。这最初是发生在无意识和不自觉当中的,被冲动的情感,升高的荷尔蒙,无法平息的欲望所指引、所推动,波德莱尔、瓦雷里、洛尔加、圣琼佩斯、里尔克、特拉克尔、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充当了导师和领路人的角色,随即一大批诗人迅速地诞生,搅动着时代的神经,但随着历史的降温和转型,大部分诗人也就随即凋零,从语言的高峰上跌落。而仅有少部分的诗人幸存下来,能够自觉地承担起语言的任务和写作的使命,历史上的诗歌运动大多如此,一旦大潮退却,天才跌落而大诗人开始慢慢地浮出和上升。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来审视这一代人的写作或者个人的际遇,即使武断但也不至于犯下我们的文学史中的那些低级错误。多多的幸运就在于他属于那没有被大潮裹挟而去的一小部分的幸存者,他仍然走在时代的前面,走在通往大师境界的道路上。对他而言,写诗就是必须要把词语的弓弦拉开,必须张开词语的风帆,而射出生命和历史的箭镞,写诗也就区别于那些以此为生的文字商贩的勾当,区别于那些自我表演的小文人的寻章摘句,以及对经典大师亦步亦趋的信徒所制作的文学。在多多看来,写诗之所以是生命中的至高律令,可以统帅整个人生的杂多和不可预测,在于生命在体认和践行这一方向和道理的过程中,获得了超越的形态。正所谓“道生之,德畜之”,写诗作为一种德性和创造性的行为,与天地大道相沟通,与“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创生德性一致。或如多多自己曾说,写诗是修行和修炼,修行就是为了使生命获得更好的更高的形态,这是无止境的,是与那些低级,老于世故的,苟且偷生的生命形态截然不同。这些在他那里很明确,也非常自觉:“我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诗,是因为,我强调被动性。原来我追求的是写出更好的诗,叫语不惊人死不休,苦吟。现在我又提高一个认识是说,如果没有这30年的写作,我不会变成这样一个人。……哪个更重要,我现在觉得写作不一定重要,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你自己重塑了你自己。……我们老说修炼修炼,最重要的是德,道为什么和德连在一起,你修其实是为了得道,如果没有德永远得不到道,你干什么都是修。我现在就觉得不要脱离写作去修炼,那么我就为什么某些东西不能忍受,某些琐碎的低级的含有功利色彩的含有玩世不恭的东西,都被严格地剔除出去了。”[3] 

                 2 

  将写诗作为生命中的至高律令来对待的信念,也正如里尔克所写:“歌咏即存在”,应是每个诗人的天赋职责,但实际上,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凤毛麟角。今天的大部分诗人是把写诗看做是一种“理性”的行为,他们会清楚地区分和划界以及计算名利得失,这是生活,这是工作,这是生意,这是交往,这是交流,那些是游戏,这一块儿是诗歌等等,他们在每部分上投入不同精力和时间,每一部分都不能牺牲,每一部分的增减需要讨价还价,每一次的讨价还价都锱铢必较。黑格尔对艺术终结问题的探讨就涉及到这一层面,“我们现代生活的偏重理智文化迫使我们无论在意志方面还是判断方面,都紧紧抓住一些普泛观点,来应付个别情境,因此,一些普泛的形式,规律,职责,权利和箴规,就成为生活的决定因素和重要准则。”[4]有一次在谈论当代一位著名诗人的时候,我和多多在一个标准上取得了认同,这个人的诗和他的人不一致,我们在这个人身上看不到他的作品,那像是另外一个人写的。这多少符合这种理智人的形象。而在多多身上,你可以看得到他的诗歌,他不分裂,也没有那种遗世独立的清高。我想起,差不多是十年前,在一次诗会上听到多多大谈“道”的问题,没法领会,也没想清楚。后来在海南,他告诫我说,还是要两条腿走路,他指的是西方的和中国的,两条腿总比一条腿走得快。事实证明,他是对的,正所谓“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也和他的“道”学吻合。 
  我试图说明的是,多多的诗歌观念里面包含着对中国古老智慧的体认和践行,简单来说,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智慧不是西方那种静观沉思思辨式的,而都是讲究身心一体,知行一体,天人一体,体用不二,也就是说,如果只是从知识和认识的角度,你无法获知这里面的“无限妙用”,最后都要落实到行和用上面,要体认和践行得到,要讲究功夫和修行,要感知到耳鼻口舌身意的变化,你才能明白,所以即使像黑格尔这样的大哲学家也没有能力和办法来理解。有读者评价说,多多的诗抽象,晦涩,没有感受,不能够打动人,其实这是读者自己的问题,多多诗歌中超越日常情感的部分是在他对“道”的体认和在修行中得到的,毫无疑问,每个诗人写下的东西自己都可以体认得到,感受和直观的能力并不是天生的,也是有等级的区分的,你的感受和直观能力没到,自然理解不了,事物之所以令人费解,只是因为我们固执地停留在自身之内。另外,有人将多多的令人费解与晦涩归结为“元诗”这一从来都不曾存在过的类型,或者认为多多偏重于哲学化,我所认同的说法来自米歇尔•德基的表达:“哲学,是在为诗做准备。”[5]那么持有上述说法的,其实既不懂哲学,也不懂诗歌。 
  有人也因此评价多多是一位“醉心于在文字中提炼浓缩铀的诗人”,这说的则完全是外行话,类似于酒桌上不得要领的恭维之词,更准确的表达用多多自己的话就是,“在无词地带喝血”,这是多多的一首诗的题目,显而易见的是这首诗也非常清楚地表达了多多自己的语言和诗歌观念。而所谓的“提炼”和“浓缩”所使用的思维方式,与十七年文学中的“典型人物”概念如出一辙。如诗中所写“无词,无语,无垠”,历史所不能知晓的词之无地,代表着某种真理的朝向。诗与真理的问题,对于小诗人来说这个问题不成立,对于大诗人来说需要全力以赴孤注一掷,在小诗人看来,诗是经验的,主观的,感性的,灵感的,具象的,优美的和抒情的,所以对真理问题的触及,在小诗人那里凭借的则是他自己也不能说清的才气和时代给予他的一些运气。总之,这种真理的朝向,使得哲学家愿意接受诗人的启发和教导,正如阿兰·巴迪欧的表述,自尼采之后,“所有的哲学家都自称为诗人,他们全都羡慕诗人,他们全都愿意成为诗人,或者近似于诗人,或者被公认为诗人。正如海德格尔那样,德里达、拉库-拉巴特,甚至让贝或拉德罗也向东方形而上学高地上的诗歌倾向致敬。”[6]多多的诗歌观念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即是来自于这样一个诗歌和语言的系统,也是多多所说的两条腿走路中的另一条腿。 

说历史所不说的 
这听不到,没有前额 

这多声部式的沉寂 
合唱队式的无词 
唱的是生 

无词,无语,无垠 

说的是词,词 
之残骸,说的是一起 

  这样一首诗,是在巴迪欧所说的诗歌和语言系统之内才能写出来的,你无法想象,在现实中它也不能够也不可能出自于庞德-艾略特-奥登或者哈代-弗罗斯特-拉金那样的现代英美诗歌系统。 
  我们知道,关于诗歌的研究,诗人传记、诗人年谱、诗歌批评、专题研究和诗歌史写作,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较为完备的体系,每一研究方式之间有不可替代的关系。诗歌史的写作无法替代传记和诗歌批评,但它更为强调的是历史的层面,担负着总结历史的任务。这种总结包括,历史当中重要的诗人、诗歌作品、诗歌流派、诗歌观念、诗歌运动。这种总结无法做到,也无必要对历史的再现,它所依靠的是诗歌中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即写作型。每一历史时期的写作都是围绕几种写作型展开的。同一时代的诸多写作型构成了一个大的诗歌系统。这里面的规律是,每一种写作型包含了词语的想象方式和命名世界的方式,每一种写作型耗尽之后,便会被新的写作发明所替代,一种诗歌写作型往往由几代诗人共同完成。如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意象主义等等便是诗歌史上重要的写作型,这些写作型也共同组成了现代主义诗歌的诗歌系统。诗歌中的论争,往往是处于不同的写作型之间的对立与龃龉。多多所继承和发展的这种写作型,属于德法诗歌中能够与哲学展开对话,并超越哲学的诗歌语言系统。巴迪欧把属于这个系统的诗人并列在一起,并将他们所开创的历史局面称之为“诗人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诗人终于战胜了哲学家,打破了柏拉图的诅咒,“这个时代处于荷尔德林与保罗•策兰之间。那个时代本身最令人震撼的感觉就是:最开放地靠近问题,共存可能性的空间最小限度地陷入到粗野的缝合之中,而诗开启并拥有着最丰富的现代人经验的表达形式。在那个时代,在诗性的隐喻的谜题中把握时代之谜,在那里,无羁的过程本身就限定在‘类似’的形象之中。”[7] 
  多多与这种诗歌型有着血肉相连的亲缘性,正像我们前面所说,诗人是文明之子,是语言系统和价值系统催生出来的果实,在多多身上也并无例外,这种诗歌型在多多身上完成了与东方智慧,中国历史,经验以及情感的结合,从而培育出多多这样的强力型诗人,也催生出一种歌德所主张的“世界文学”意义上的诗歌。我们的那部诗歌史中的概念,无论哪一种,都还无法概括多多的诗歌创作,“朦胧诗”这样的标签用在多多身上也非常不合时宜。我注意到,诗人们在描述多多的诗歌时,除了过多地使用“张力”或“震动”这样的感触来表达自己体验外,对多多的作品也并无重要的认知。实际上,如果我们不拿出阅读荷尔德林或策兰的那样的努力,对多多的阅读也就还停留在表面的看法,或是简单的感触之中,而那样的阅读在我们的批评文章中是还不存在的。 

                 3 

  今天看来,怎样阅读一首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将诗读成什么,是读成一种遣词造句的语言游戏,或是浇灌块垒的寄托,或是培育精神的器皿,或是陶冶性情的自我教育,则决定了我们怎样来认知诗和定义诗。但是如果按照上面的目的来读诗,无疑诗人所做的工作是微不足道的,甚至荒谬,诗歌的消亡是早晚的事,因为任何一种精神活动都可以替代诗歌,正如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所见所闻。在多多所接受与继承的荷尔德林-策兰的语言系统中,诗是和创造相等同的,“众所周知,一首诗就是创造。甚至看来是描述的地方,诗也在创造。”[8]并且这种创造始终与历史的生成关联在一起。这与我们的流俗的诗歌观念截然不同。 
  
  如此,则诗歌获得了一种更高的尊严,它到最后会重新成为它起初所是之物——人类的导师;……与此同时,我们常常听到,大众人群必须拥有一个感性宗教。不仅仅是大众,哲学家也需要这个宗教。理智与心灵之一神教,想象力与艺术之多神教,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9] 

  也许也是在我试图走向最终只在露西勒的形象中变得可见的,那不可居住的距离的时候。而一次性地,由于给予事物和存在的专注,我们也靠近了某种开放的和自由的东西。并最终,接近乌托邦。[10] 

  从突围、逃亡,幸存这些富有脂肪的概念里,我们没有做什么,我们空着手,从横放着的铅笔堆上走过。而歌唱向外探索的弧形变得尖锐了。没有目的,并不盲目,老人类就这么歌唱——[11] 

  所引用的三个段落,分别属于荷尔德林、策兰和多多,其中无论是对理性神话的构造或是对乌托邦的接近,还是对创造力弧形的辨认,对我们来说是足够隐晦的,那些未来得及和盘托出的,也永不会以整体来出现,但以匿名的方式规定何为伟大的诗人,何为真正的诗歌,一种更伟大的语言在何处诞生,并孕育着历史的新生。实际上,在科学理性“祛魅”或反乌托邦理性的确认之下,在指称、命名、描述、分类、验证的合理化模式中,这个“神话”或“乌托邦”的结构已经被遮蔽掉了,可命名的事物早已经预留了其名称的位置,匿名的事物则始终处于无名的位置,正如马格利特的“这不是一只烟斗”在这遮蔽处所唤起的陌生感所表明的。也正如多多借助“死者”与“无人”这两个意象所反复吟咏的。因此,接受这种遮蔽,意味着要接受各种现实的终结,艺术的终结、政治的终结、哲学的终结等说法在我们的语境里算是为人熟知的,也要接受各种对“乌托邦”的禁令。 
  同时也要面对乐观明朗的右派和感伤忧郁的左派是这一反乌托邦理性的连体婴儿,对现实的摆布。不言而喻的是,只要一个存在另一个必然存在,一个宣称普世真理的有效性,一个宣称某种特定的历史观。本雅明曾以“左派忧郁”这一指称这一连体婴儿左边的那个,“他们拒绝接受当下的独特性,只从‘空洞的时间’或者‘进步’的角度来理解历史。”[12]或者按照巴迪欧的分类,一个尊崇动物式的人道主义,另一个则秉承激进的人本主义,两者都在着迷地试图填补“上帝之死”留下的空白位置。而对于那个匿名的“乌托邦”,它拒绝如此明确的答案,它试图保留这个空白的位置,并时刻警惕那种以救世的历史的名义,对这一空白的征用和命名,因此它更信赖语言而非历史,它愿意去接受福柯的“人之死”,一种“非人”的历史观念,更为明确的是,它要守住的是作为救世的语言这一向度,诗人何为,何为诗歌的秘密?都将在这一匿名的“乌托邦”结构中得到答案。正如多多在《铸词之力》这首诗中所写,这一切“需要梦与岸上的船合力”,需要“理性”的松懈,“理由的荒芜”,需要暗淡的,微弱的,渺茫的踪迹,以及“尽头的听力”。 

在力之外,在足够处 
持续,是不够的幻觉 

光,是和羽毛一起消逝的 
沉寂是无法防御的 

插翅的烛只知向前 
至爱,是暗澹的 

这是理由的荒芜 
却是诗歌的伦理 

需要梦与岸上的船合力 
如果词语能溢出自身的边际 

只在那里,考验尽头的听力 
             
  《铸词之力》本身也是对诗歌的命名,和策兰的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词中的表达,同呼吸着一个“乌托邦”的暗淡:诗歌“向着敞开的事物,那可居住的地方,向着一个可接近的你,也许,一种可接近的现实……在一个人造之星飞越头顶,甚至不被传统的天穹帐篷所庇护的时代,人们便暴露在这样的未知和惊恐中,他们把这种存在带入语言,被现实压迫并寻找这现实。”[13] 

                 4

  多多四十多年的诗歌创作之路,也正是“向着敞开的事物”,向前跋涉的里程之路。我对此的阅读感受是,多多的诗作从一开始就具有卓越的品质和不可超越的天赋才华,这种品质和才华在《人民从干酪上站起》和《手艺》等作品中表露得最为显著;而后的八十年代中后期一直到整个九十年代,构成多多写作里程中的第一座高峰,也是当代汉语诗歌中的一座高峰;2004年回国到现在,是多多的第二座高峰。三个阶段,各有重点也包含着不同的变化,因而可以分段论述。我一直以来没有改变过的判断是,三个阶段越写越好,也越来越具有敞开性和能够与时代展开对话的开放性,也就是说,其诗作从最初的只是对具体的事件、情景和历史时间形成有效表达的“特殊性知识”,而达到了可以触及整个时代状况的“普遍性知识”。 
  在这种转变中可以看到的原因有,越来越完整的世界视野,越来越强大的智性投入,以及对写作的自觉所带来的语言整合力。多多对写作的自觉显露在对诗的构造的追求上:“第一就是先在,被赋予,给你了;第二个阶段——智性投入,那是毫无疑问的,要求你极高的审美眼光极好的批评能力极广泛的阅读视野,对知识的占有,你知道自己在哪里,你知道在做什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一个整合,全部的完美的契合。第一个阶段记录,第二个阶段你就在那搏斗吧,第三个阶段成了,合成,这个合成又是神奇的,由不得你。苦功也好悟性也好阅读也好,你要使出全身解数,每一首诗都要这样写。”[14]这其中所包含的对诗的规定,可以这样来理解:单纯的灵感不能成就一个诗人,每个人都遭遇过灵光乍现的时刻,但若无语言的技能,我们甚至都意识不到灵感的出现。正是构造语言的能力和技能,催促和逼迫我们将那个“混沌”挖掘出来,并雕塑成为它所要求我们的样子,语言的构造能力就是分割,区分,划界,删选,组合等等生成的能力,因此灵感加上语言的技能才是一个诗人的开始。而大部分诗人的写作只停留在这个阶段,拒绝“智性投入”,认为这种投入会损害诗的“天然”与“自然”的质感,会带来矫揉造作的语言,会使得情感与事物失真,“口语诗”写作和“抒情小诗”写作,是追求这种“活生生”的瞬间真实的典型。实际上,拒绝“智性投入”的诗人,根本不知道“智性投入”为何物,只是将其误以为是一种智力,一种思考,一种理性计算,而所谓的“智性投入”是要使得语言进入那从未有人踏足之地,是要使得情感成为一种很高的智慧,而不是简单的抒发,是要摆脱语言和情感的惯性所带来的人云亦云和平庸的流俗的意见,从而使得语言中真正的“新颖之物”“将来之神”能够现身。这是写作中属于创造力的部分,是朝向普遍真理的努力,也是小诗人和大诗人的分野之处,多多说他的诗歌要修改七十次,张枣也说过他的诗歌有过一百多的修改,在小诗人听来,会觉得是天方夜谭,是个可笑的笑话,一挥而就的诗歌才是好的,但只要我们能够看到这些小诗人身上充满了无知、平庸的见解,以及对伟大的事物的茫然,也就会理解他们在诗歌方面上的缺陷,我在现实中所见大致如此。 
  我将试着以多多诗歌中的被反复使用的动词和名词的词根为例,来简单地提示多多在创作中“智性投入”的朝向以及对某种普遍真理的努力。正如特拉克尔所写:“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这种朝向和努力说到底是一种构造言语的里程。当然,我们不可能期望将这一问题阐释清楚,仅就多多诗歌的复杂与所具有的创造力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只在确认一个开端。 

动词:是 有 不 没 无 在 写 读 亮 唱 听 吃 哭 沉默 无言 哀悼 追悼 遗忘 填埋 张开 
名词:词语 语言 死者 死 血 光 命运 真实 墓碑 深度 深处 深渊  黑暗  田野 记忆 石块 

  这组动词与名词的词根,在多多的作品中有诸多变化及非常复杂的含义,在他的诗歌词汇表上占据着核心的位置。我们因而看到,他偏爱清亮,澄明,重音的,肯定的音调胜过其他;他偏爱悖论的,誓言的,警句的,判断的句式胜过描述的,叙事的,铺陈的,推论的;他偏爱歌唱胜过嘟囔的呓语以及反讽的机智;他偏爱精确与真实胜过美与诗意的;他偏爱对晦暗未来的眺望胜过与当下的死缠烂打以及对过去的怀旧感伤。在这样的向度里我们因此能够测量与响应“智性投入”的朝向,比如,随便使用这里的动词与名词来联句,“词语是死者”,“词语读着死者”,“死者遗忘墓碑”,“死唱着深渊/田野”等等,这些动词与名词以及其本质的方式关联着我们的存在与历史处境,指引着我们在这种关联与结构中触摸并回应已经失去和即将到来的“无名”与“匿名”。海德格尔在阐释荷尔德林时得出的一个结论,与我们所要探讨的获得了一致:“荷尔德林所创建的诗之本质具有高度上的历史性,因为它先行占据了一个历史性的时代。”[15]简单地说,就是寻求与“将来之神”的联动,多多的短诗《写出:深埋》可以为我们作出见证。 

他们的死,收获 
你的词,这不在 

拿走你掰碎的 
应它应许的 

这在,抵达这些词 
从被搁浅的人走出来 

从一本书走出来 
从未从你来—— 
     
  即使我们以上的讨论是正确的并可以进一步展开的,这些讨论也可以被擦去,忽略不计。正如多多所说的,一切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他的写作仍向着历史的深处敞开,一座未来的高峰在等着他。我也知道,在将来我必将重新修订今天所得到的认知,或重写这一切。 


注释: 
[1][德]海德格尔:《诗人何为》,《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年2004年版。 
[2][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21页。 
[3]《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90—291页。 
[4][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页。 
[5]转引自[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6页。 
[6][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7][法]阿兰·巴迪欧:《哲学宣言》,蓝江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 
[8][德]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8页。 
[9][法]菲利普·拉库-拉巴尔特、让-吕克·南希:《文学的绝对——德国浪漫派文学理论》,张小鲁、李伯杰、李双志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0][德]策兰:《子午线》,王立秋译,见http://www.douban.com/note/206966742/ 
[11]多多:《诗歌的创造力》,《多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页。 
[12][英]温迪·布朗:《抵制左派忧郁》,汪民安主编,《生产》(第8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13][德]策兰:《不莱梅文学奖获奖致辞》,《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王家新译,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319页。 
[14]《我的大学就是田野——多多访谈录》,《多多诗选》,花城出版社2005年版,第279页。 
[15][德]海德格尔:《荷尔德林诗阐释》,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53页。

                     (文库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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