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学成 ◎ 一棵在木里行间寻寻觅觅的树:论黄昌成的诗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一棵在木里行间寻寻觅觅的树:论黄昌成的诗 (阅312次)

赵学成

 
  作为一位兼擅多种文体的写作者,黄昌成的身份标签里至少囊括了评论家和诗人——有意思的是,评论和诗歌的写作在黄昌成这里,不但意味着一种艺术上的分枝与互证,而且具有某种隐秘的性格关联和内在的同一性,实现了不同文体间的跨越与交合。比如,他的诗歌评论始终保持着剖骨析髓、批隙导窾的感受力与洞察力,而这种基于体验、观察的感受力与洞察力,在他的诗歌写作中居然以一种直观的方式——并且确确实实是一种诗的方式——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和延续。也就是说,黄昌成的诗歌与他的诗歌评论一样,完整地葆有和展现出一种热衷观察、洞幽烛微的习性和热情,只不过这种习性和热情,在其诗歌评论中是专注于诗歌与诗学本身,而在其诗写实践中是直接朝向现实、世界和存在洞开而已。诚然,鉴于现代汉诗复杂的血缘、出身和其置身多元、多变文化语境中的文体命运,诗写实践与批评的内在同构性一直是现代汉诗写作者的特有标识,当下的“诗人评论家”可谓多矣!然而问题是,在很多“诗人评论家”那儿,诗写实践与其批评行为是彼此剥离的,他们的个体诗学在两者之间没能真正形成互相参证与支援的话语共体,只是被一种虚妄的道德感所鼓舞,徒具表象和外在的形式而已。在我看来,黄昌成是少数能够自觉践行现代汉诗的写作伦理、有效呼应和深度介入时下汉语命运的当代诗人之一,他的诗歌写作与诗歌批评写作,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凸显了现代汉语诗歌的精神面相,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诗歌与这个世界的语言关系,何以成其为一种崭新的可能。虽然本文的任务主要是剖析黄昌成的诗歌写作本身,而不在于探究黄昌成的个体诗学在怎样的意义上使他的诗歌写作在其批评实践中获得了升华,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要完整地考较和评估黄昌成个体诗学的意义,评论与诗歌的相互生成,尤其是它们连体共生的奇特关联,必将是所有阐述的前提与基础。
  囿于相关材料的缺乏,我并不清楚黄昌成的这种“热衷观察、洞幽烛微的习性和热情”具体始于何时,所幸他有一首名为《为什么不能关注蚊子》的诗,开头部分明确袒露了他的诗路历程:

少年时你喜欢写爱
那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
青年时你喜欢写天空,大山和大海
一切都很美丽,可惜永远站在
侧面和你冥想的一边
现在呢,你喜欢围观身边
做自己的吃瓜群众,那些真切看见的事物
它和它的“点滴”,让你多么迷恋……

              ——《为什么不能关注蚊子》

这种写作题材的历时演变背后,表面上看是一个诗人的养成记,实则包含了一个现代诗人在不断的砥砺与反省中,历经弯路而终至纵身跃进的美学步迹。从浪漫而抒情的青春期书写(“那时从来没有经历过的爱”),到高蹈的主观大我的倾情表达(“美丽”的“天空,大山和大海”),是几乎所有习诗者都曾有过的经历。不同之处也许只在于,有的写作者仅仅止步于此,不知道去规避甚而至于主动去迎合那种业已意识形态化了的美学想象共同体(我不否认这里面有历史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再也没能走出这种大众审美惯性制动下的滑行曲线,最终被其吞噬而消失不见;有的写作者却能在传统、现实和语言的多维争辩中认领时代赋予诗人的特殊使命,将写作的动力深植于自觉的创造和艰难的自我辨认中,从而真正抵达了写作的现场,洞悉了写作的处境,领受了写作内部精神的张力间所预示的全部命运。
  黄昌成当然属于后一种。他的诗学抉择,对“那些真切看见的事物”、“它和它的‘点滴’”所发生的“迷恋”,表面上看起来像是在重蹈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喧闹一时、流播深远的“日常主义”诗学信仰的覆辙——其实没那么简单。后者运动式的美学思潮,乃是肇始于对以往诗歌宏大历史叙事主题的反拨,是对诗人身份中的“先知”、“文化英雄”、“巫师”和“使徒”等神性光环的祛魅化,它的革命性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美学原则,一种回应和充盈了时代的文化精神,而在诗歌发展史上凸显出意义的;而黄昌成的这种题材转向,标示的则是一种在此大背景下的个体诗学,它在诗歌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或者经验与美学之间的关系——中所作出的个人努力与抉择,其诗学内涵远比一般的口号、主张或者风习演进要深刻、丰富得多。作为一位兴致勃勃的诗人观察家,黄昌成凝目身旁事,看取眼前景,一花一叶,蚊豸虫蟊,风月星河,世相百态,浮生万象,都一一寓目形貌而直取风神。他的眼光是热的,直视、旁观、远眺、近瞧,无不使对象感染诗人的体温,一派天真而又意趣盎然。从黄昌成的微信来看,他似乎喜欢摄影,这种爱好对应于他诗歌的一点就是,他的诗大都起始于一个或显或隐的视觉形象,因为他有观察的耐心与慧眼。正如他在长诗《植物园》中似乎是漫不经心地泄露出来的“天机”:“反正我的嘴巴还没有合上/眼睛就张开了嘴巴:呼吸由眼睛开始呀”。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黄昌成的这种对事物的打量与观察,在诗歌语言的呈现方式上,一般并不是对它们的样态、性状、品貌、纹理进行直观的描摹与刻画——事实上,黄昌成极少对事物作摄影式的直观处理——而是将之纳入到一个与他者、与世界、与主体自我的关系中进行写意化处理,在修辞的不断蜿蜒中穷究物理,体察内心,审问现实,勘测存在,编织语言。因此,黄昌成的修辞方式,是在不同事物的关系间重建语言的图式与秩序,用一种转绎的方式变更表意策略和指涉路径,将一种单纯的事理关系赋义为一种有着丰富内蕴、向着世界与存在敞开的精神空间: 

天亮时,我发现大腿巳烙满了红点
自然是一只无线针嘴的杰作
在上面贪婪吸吮和刺绣
如此看来,蚊子喜欢自己说了算
它痴迷于祖传的谋生手段,偷袭和巧取
穿过黑夜极力寻找麻痹者的破绽
很艺术很原则
很境界很自然
 ——《观察一只蚊子》 

漆黑里
一只蚊子对我发表言论
我直译不了它的意思
但皮肤传来的通感
有着前所未有的真实性
让我领略到蚊子和其批评的
言行一致
 ——《选择并不困难》 

读侠义书,我见到很多江洋大盗
得手后留不留名,无疑已成为时代的分歧
蚊子才不理会这个呢
得手容不容易,它都会狠狠地留下标记
蚊子执行蚊子的国际惯例
在动物的身上叫庠
在一个敏感的诗人身上叫浮想联翩
  ——《后遗症》 

以上三个诗节选自组诗《蚊子之诗》,从中我们可以管窥黄昌成诗歌基本的美学样貌。在对相关事物的体察中,黄昌成有时候会陷入主体自我与该事物相触碰所引发的诗意联想和语义光晕之中,它们所造就的语词险境和衍生的主题区间,应该是《蚊子之诗》、《斜线》、《植物园》、《一棵花》、《人性之书》等一系列长诗和组诗写作的话语来源;同时这也进一步旁证了黄昌成洞幽烛微的诗歌天性,在极致的意义上所指示的修辞方向和所能抵达的精神幅度。在《蚊子之诗》这里,对“蚊子”这一特定时令中的生物的观察,借由不同观察角度的变化和情境想象力的不断位移,实现了对“蚊子”这一“生物事实”的穷形尽相的刻镂。比如同样是写蚊子叮咬的天性,《观察一只蚊子》称之为“祖传的谋生手段”,是在人的皮肤上“贪婪吸吮和刺绣”;《选择并不困难》中则诙谐地称其是在对作为受害者的“我”“发表言论”和“批评”;《后遗症》中则成了“执行蚊子的国际惯例”,“狠狠地留下标记”。黄昌成诗歌的一个重要的修辞策略,便是这种奇妙的情境想象力,它往往抓住事物某一方面的特性,将其巧妙地引渡和移植到另一个譬类联想的话语情境中去,用一种貌似隔离的、实质上充满语义关联性的术语对其进行绘形绘色,实现语意转换和语境嫁接,从而扩展了事物物理的内涵与外延,收到出人意表的艺术效果。无论是“刺绣”,还是“批评”,抑或是“国际惯例”,都具有这种别具一格的形象生成的表现力。
  这样的例子在黄昌成的诗歌中比比皆是,除了上面提及的三处外,再比如长诗《植物园》中的一句,“从根本上看/绿无疑是植物园的现实主义,绿的穿着打扮/必须符合植物园的门楣”,“现实主义”本是文学批评术语,“穿着打扮”、“门楣”本是关乎人与人世,被诗人恰到好处地用来阐述“绿”和“植物园”之间微妙的情景关系;《雷阵雨》中将“闪电”理解为“天空在拍照”,而“雷和闪电是一起按键发送的”“雨的短信”,“而雨,则用一个世界的湿吻作了回复”,这种天才式的类比与联想,既精准地再现了事物的情境特征与事理关系,又不乏时代的印痕与亲和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更新了当代诗人在隐喻的层面上渐已固化的技巧经验,有一种难得的独创性。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对事物形象的捕捉,既不受客观物性的拘束,迥异于一般自然主义的写实态度,也不局限于传统诗性思维的想象方式。因为黄昌成诗歌的这种修辞方式,重要的不在于穷究物理本身,而在于将诗人独特的观察,他倾身世界的主体姿势,当成介入时代和世界的秘密孔道,当成诗人倾听、编织和信任语言的美学契机。黄昌成乐于通过这一契机和过程,进入物象的纹理,贴近物象的体温,让物象和它所身处的世界彼此接纳,并让词语和自我加入进来,构成介入物象的阐发性条件,它们自然会触及诗人的生存感兴和主题意识,进而形成诗人借以观察、阐述和解剖世界的独特方式。从“看见”到“说出”,这中间的迂回、变形、增殖和删减,容留了诗歌的意义迸发和意蕴生成。而将那些不无驳杂的内容有效地缝合在一起,不但需要伴随语言本身而来的那种直觉和技艺,更需要一种与自身经验相称的处理能力。在此过程中,黄昌成追寻那些隐而不彰的精神消息,与之对话,交谈,碰撞,形成一种现象学研究的话语氛围,使之促动对存在隐秘的体察与洞悉。就此而言,黄昌成的诗歌语言,就是一块融汇了实与虚、呈现与表现、感性与理性、事物藤蔓与现实曲径的语言织锦。就以上所述,可依据下面这首《树根》做进一步的分析: 

   《树根 》

它们走出来的时候,是不是
像武侠小说那样故意露一个破绽
你的思想马上放出一个铁蒺藜  
你以为使用了最强的暗器
但结果却中了连环套
第一层
那些裸露的树根,与其说
告诉了你树的秘密,不如说
巧妙地亮出了树的来路,它们从
此开始,但此不是结束。你的
头颅一直跟到高高的树冠
还被漏下来的树叶笑声打得晕眩
第二层
树根就踩在自己的身上一直行走
树根到底是树根的道路
还是树的道路
第三层
好吧,就当树根跟在树的身后吧
跟着跟着,树根也长出了叶子
阳光由上往下捋下来
还以为在熨着树的连衣裙
这时候你还叫他树根吗
最后一层
名词解释:树根
树和自己的一场亲子活动
又叫树的双亲 

在诗歌的语言态度上,黄昌成绝对是一个“贪玩”的诗人。所谓“贪玩”,不是玩弄轻佻的文字游戏,不是炫技式的修辞操演,不是信马由缰任由能指和所指去玩捉迷藏躲猫猫,而是在语言自身的呈现方式和对现实的处理方面,展现出变化的韧性和足够的活力。上面这首《树根》,依然是从对物象“树根”的凝视出发,“它们走出来的时候”这句明显是“树根”的视觉形象(从土地中凸起并蜿蜒到树身)带给诗人的情境联想,“走出来”这个动作及结果本身已非常精准地把握住了“树根”的形象特征(值得注意的是它的非直观的处理方式,后面的“树叶笑声”、“熨着树的连衣裙”都具有类似的艺术效果,极见功力),是全诗的起势处,也是全诗的纵贯线;接下来的“是不是像……一个破绽”,巧妙地由“实”引渡到“虚”,同时自然逗引出作为主体的“你”的出场;接下来的“你的思想马上放出一个铁蒺藜”,虚像(思想)又顺带牵搭出了实像(铁蒺藜);而到了后面的“连环套”,则又完成了一层以虚御虚的推进,同时开启了下面四层话语套盒式的推理演绎。值得注意的是,这四层话语演绎不是单纯的理性逻辑的展示(那样就偏离诗性了),而是理性之鞭驾驭着感性的车辇曲行于想象与现实叠峦重嶂的中间地带,只是在形象的构织与物理的穷究中保持着缜密的思辨力和层深递进的逻辑推演而已。以“第二层”为例,“树根就踩在自己的身上一直行走”,乃是典型的诡辩之辞,它所造就的化静为动的迷幻效果,为后面的“树根到底是树根的道路,还是树的道路”这一颇显理性的考问作了意蕴方面的蓄势。这样以来,话语演绎同时也就是情思演绎,是情境想象力的多幕剧演出(喜剧?)。对于整首诗来说,“树根”就是一个触媒,一个立意基点和起点,诗人借由“树根”的即时形象,在实与虚的掩映腾挪中,在理性与感性的糅合熔铸中,在情境想象力的蜿蜒跌宕中,构筑了一个妙趣横生的审美空间。在这一过程中,诗人穷究“树根”的物理——包括“树根”与“树”之间的想象性关系——格物以致知,探赜了“树根”所预示的精神轨迹和征象,借此实现了对“树根”这一事物的重新命名(“最后一层”):“树和自己的一场亲子活动/又叫树的双亲”——这是多么诙谐而又机巧的表述!整首诗有形貌,有神韵,见性情,见智慧,兼有时空的扩张和语言的生长,读之令人展颜、目明、会心。
  黄昌成诗歌修辞上的独创性,表现在美学性格上,就是这种富有发见性的、慧心见性的机趣,一种同时朝向世界和语言的幽默感。对于黄昌成来说,那些笔下活泼多姿的事物,既是一个个物象,也是一个个悬浮的、有着特定想象驱动力的词,它们似乎处在一种美学饥饿中,具有极强的衍生和繁殖能力,迫切地渴望进入到一种黄昌成式的意趣和修辞状态中来。言说的欲望,附带着语词本身的想象力,粘连着诗人的经验史和语境想象,构成了“黄氏意趣”的生发渠道。当诗人写到低处的事物,十年前的树和现在的基本一样,他这样表达自己的疑窦:“它们难道是树版的天山童姥/驻颜有术”(《低处》);当诗人将对“湖”的叙说带入一场修辞的幻境,他忍不住调侃道,“湖让自己弄糊涂了,或者‘湖’/涂,湖把自己抹画成股市……”(见《湖》。这种利用谐音和语音的佯谬制造修辞效果的,还有如《植物园》中的句子“……植物园/不圆”,《高处》中的句子“……孔明灯/和孔明”等等);当诗人写到檐角的花攀援而上,他这样描述花的情态:“抹着花汗”(《檐角的花》);当诗人写到鸟声,他这样描写“鸟声”试图进入语言、与修辞发生关联的“失败”过程:“有鸟声,从一些草丛,一些树上/一些或远或近的角落传过/比喻还没生成醉意先来了/山中的鸟声根本无须比喻/确实没法找到鸟声的样子……”(《鸟声》)……黄昌成诗歌对事物的描绘就是这样,在世界想象和语词想象的双重变奏中放纵着睿思,左右逢源,变化多端,盎然的意趣中有顽童的发见之喜,有智者的灵视之悟,也有创造者的言说之欣快;诗人是观察者也是旁观者,是介入者也是体验者,但归根结底是发现者和言说者。因此,可以将黄昌成的诗视为一场肇始于平凡事物的奇幻漂流,漫溢其间的机趣鼓胀起了修辞之帆,穿越了时代现实和内心的拱门,最终驶向了世界和语言的纵深处。
  当然,写诗歌不是讲笑话,黄昌成诗歌特有的意趣、幽默和时下各种段子的区别,关键就在于它始终伴随着诗人精神主体的倾情注入,是创造性观察背后的审美行为,本质上是庄重、严肃乃至是庄严的,而不是浅薄亵玩性的调笑。对此,王国维先生曾有言,“诗人视一切外物,皆游戏之材料也。然其游戏,则以热心为之。故诙谐与庄重二性质,亦不可缺一也。”(见《人间词话》)可谓鞭辟入里,切中肯綮。读黄昌成的诗,读者在莞尔之余,往往也会被诗人惊人的洞察力所击中,同时折服于诗人不同寻常的表意方式。说到底,诗是一种比喻性的语言,关乎生命的价值,关怀心灵的秘密,关注现实的真相,执拗于灵魂的依偎与索求;黄昌成的诗语所呈现的,是一种真正的幽默,它之于诗歌本身而言,是风格生成的关系,创造的关系,也是一种美学心态的反映。事实上,就审美意蕴而言,黄昌成诗歌既丰富,又深邃,具有涵咏不尽的审美内质,不独幽默、机趣而已。以长诗《植物园》为例,在我看来,这是一首真正的杰作,丰盈、通透、跳脱、深刻,宛如想象之弓蹦跳在语言、现实和精神的神经末梢处直至开阔地带。在这首诗中,黄昌成几乎动用了自己惯用的所有修辞和技巧,将对植物园的多角度观察与审视,引入到一个多声部的、富有知趣快感和衍生动力的话语情境中去,形成一种包孕万物百态、纵贯时代人生的叙述和言说。于是在黄昌成笔下,那座植物园不再单单是普通的自然景观,而成了诗人个体诗学语法编码下的美学名胜。我注意到,当黄昌成走向事物时,总是伴随着主体自我的锲入,他个人的记忆、经验、趣味,使得他的观察并未屈服于事物本身的物理特征,这就为主体与对象之间的巧妙平衡创造了条件,并进而促动了诗人诗思的起飞。心态上的悠游和洒脱,灵视之眼的机智和会心,使黄昌成的诗思在两者之间的构织与穿梭中游刃有余,并自然渗透到语词和想象的层面,可谓杂花生树,而又钩深致远。
  和几乎所有具有古典心性的诗人一样,对自然的凝视和关注,是黄昌成诗歌的基本主题。黄昌成偏爱自然风物,大凡写到那些花叶林木、石头流水、浮云气象、大地天空时,他总是兴致盎然,滔滔不绝。只是在黄昌成的诗歌美学中,自然风景已不同于古典美学中的那种单纯、美好、宁静、温润了,而成了一个巨大的话语熔炉,一个处在变化和生活中的、与时代同构共在的精神主体。确实,在当下,诗人看向自然的目光已不大可能像古典诗人那样赤诚干脆、一意投怀而心无挂碍了,毕竟这已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化的环境,诗学在历史演变与更新中对诗人作出的要求也不容许他们一味沿袭——这不是趣味问题,而是伦理问题;不是风格选择的问题,而是历史想象力和感受力的问题。置身当代驳杂、繁复、迷乱、悖谬的语境中,如果固守传统的古典美学,要么就是对周遭的现实和人心状况盲视麻木,要么就是一种可疑的矫情——你能想象一个当下的现代汉语诗人,还像陶渊明、李白、王维,或者华兹华斯、雪莱、叶赛宁那样,甚至哪怕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顾城、海子那样,坦然面对他笔下的自然风物吗?那种诗歌美学已很难切入时代肌理、回应这个时代的精神诉讼了,因为我们的诗人无可选择地被纳入到“时代的庶子”之列,被疏离、放逐和贬谪,这一身份是无从改变的。在这一情势下,关注当下诗歌的人们不需要如何敏感,也能发现即便是抒情诗人,也在情感的声音和质地上变得与以往不同了。事实上,重要的不是像有些批评家所申扬的那样诗歌要不要保持“及物性”,而是诗歌如何在与时代关系的争辩中全身而退,获得写作伦理的圆满与完善——这与以往那些挥舞着“人民”、“时代”、“现实”的大棒进行的道德恐吓完全是两码事。
  很显然,黄昌成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的诗不是对时代现实的直观的素描,但却以自身风格化的方式深度呼应了这个时代的情绪、精神和心灵。表面上看,黄昌成的诗写对象大都是疏离时代的自然界事物,很容易落入古典诗人徜徉流连咏赞自然的窠臼,但黄昌成诗歌特有的情境想象力、写意化的描述方式、经由事物探入世界的诗思渠道和意趣横溢的修辞策略,使他能够轻而易举地突破事物客观特征的拘囿,切入时代现实的肌理和“毛细血管”之中,从而将那些自然界的事物置于时代语境的视域中,重新进行审视、演绎与命名—— 

    《多云转阴》 

在白天的阴沟里翻船,这一回,是太阳
它在早晨露了个脸,就突然掉了下去
你可以说,掉落大山那边,或者掉落大海里面
再或者掉落白天的一侧。反正现在
唱主角的是云,它摆开一层又一层
的地摊,小本经营起来,生意却好得出奇,商铺转眼
扩充了整个天空,远远还传来几阵闷雷的买卖吆喝
这样交易的现状,还影响了由太阳贷款的企业
之前坚挺的向日葵股市,突然跌停
蚂蚁注册的所有公司,在恐惧中预感破产,不得不搬往别处
由此也暴露了阴天的用意:拖白天落水(或者
落雨)建立一个夜晚的帝国
我以为身体的凉爽就是阴天给出的优惠价格
可是当它一直地优惠下去,我逐渐泛滥的凉意
附在我全身的毛孔里,冰冷的语调句句透出
不安的隐语。一周以后,我在那个大地的方位上
尽力踮着脚尖往东方远眺

在这首诗中,诗人将自然殿堂里的风物,转绎为在现代商业大潮中沉浮漾泳的可怜角色,机智、幽默之外,更是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时代象喻和其间透示出来的怪诞诗意,指证了诗人“不安的隐语”下的忧世之痛,其中的现实关切是不言而喻的。这种面向自然的精神体式和美学姿态,作为一种征候,与古典诗人显然大相径庭。尽管对于黄昌成而言,更多的是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以反讽的、带有经过深度加工的时代特色的语气来呈现,而像这样集中的戏剧化叙写并不多,但这恰恰证明了黄昌成写作所认领的伦理自觉,并未伤害到他作为一个诗人天然的感受力,证明了真正的诗歌精神不是种种理论的机械图解,而是一个诗人写作天性的自然溢出。在《月亮,天上的一支手电筒》一诗中写到“月亮”时,黄昌成首先想到的是“月亮是否承受得起,它背负的时间/思念、神话、想象和意象”,已经在试图剥离“月亮”身上汇聚和堆积的种种宏大叙事与巨型寓言;而对于“一阵黑云的遮挡”,诗人的想象则是怀疑“月亮在弯腰”,“月亮在掩着嘴巴咳嗽”,一种新异的感受力正呼之欲出;诗人最后给“月亮”找到的喻体是“一支无比调皮的手电筒”,这个同时容纳和包含着时代印记和个人独特经验的生动意象,彻底完成了黄昌成个体诗学的风格化过程。其它的诸如“天空”、“远山的云雾”、“暴雨中的飞鸟”、“草地上的蛙声”、“檐角的花”、“阳台上的鸽子”等等,这些传统的、容易焕发诗人抒情热情的典型意象,在黄昌成这里都一一消褪了它们神性的光晕和浪漫的釉彩,不再单纯地作为自然生态美学的诗歌注脚,或者自然主义泛神论的精致书签,而是在一种相对冷静的、调谑的、经验性的陈述中羼杂了更多来自这个时代的声音,从而切近了别一种美学,一种属于这个时代的美学。
  同时,这种写作脉象的呈现,也暗合诗歌写作技巧形成的一般规律。波兰诗人米沃什在谈到“二战时的现实”作为一个重大题材,在当时的诗歌表现中所面临的普遍困境时,曾批评说,“高贵的意图理应受到奖励,具有高贵意图的文学作品理应获得一种持久的存在,但大多数时候情况恰恰相反:需要某种超脱,某种冷静,才能精心制作一个形式。人们被抛入使他们痛苦呼叫的事件之中,很难找到把这种材料加以艺术转化所需的距离。”(见《诗的见证》)事实上,恰恰是这种适当的距离,让黄昌成的诗歌和时下流行的那种背负着太过强烈的社会学意图和意识形态诉求的诗歌区别了开来,在从事物到现实的延宕中为想象赢得了足够的时间与空间,帮助他建立起了顽强的个人修辞、内在的艺术尺度以及自己独特的语感,自成一路风范。笔者在前面已经提到,黄昌成诗歌表现出来的美学心态是悠游和洒脱的,这种悠游和洒脱,本质上首先是一种处世哲学,其次才是一种诗学品格的内化。首先,与时代现实保持一种恰切的距离是非常重要的,太近容易被同化而不觉,或者“噬心”而不拔,太远则容易麻木迂腐,或者冥顽不化。只有保持一种恰切的距离感,个人的精神主体才能保持完整而不受损,这与“诗人不但生活在他自己的时代,同时也生活在所有的时代”是一个道理(所以,后面这个命题反过来说也成立)。而正是因为将笔触伸向“那些真切看见的事物”——此“事物”,更偏重于“物”,而“事”在“物”中——而不是“迎面撞入”时代的种种大事件、大情绪、大梦想(当然,这一点现在已经形成共识),才让黄昌成的诗获得蕴藉、生成、砥砺、升华的契机和条件,而诗人的机智、敏锐、幽默感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想象力,才能获得完全的施展与发挥。
  作为一位富有活力和创造力的诗人,黄昌成在对个体诗学的坚执中,也同时注意到了对诗歌形式变化的追求。他的诗,有时像是在陈述和裸裎一个事实(比如《高处》),有时陷入不可遏制的自白和自审(比如《低处》),有时醉心于某个即兴的修辞绳套的不断拆解(比如《悬疑》),有时干脆就是触景生情的想象力的即时导演(比如《窗前的树》)。像《小鸟在地上》这种诗,就是一种单纯的修辞练习,一种穷尽意象可能性的言说方式,跳荡的睿思闪现在断裂和互否的句段间,构成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修辞奇景。从艺术表现效果上来看,像《星星必须是这样》,对星群状貌的想象性呈现,使其分别在“诗歌”、“音乐”和“生活”的视域中获得了崭新的形象,宛若一帧涂染新奇的写意画;而像长诗《一棵花》的第八节,诗人在和园艺师的争辩和对话中,让“一棵花”的美的价值作为真正的主角,凸显于特定的戏剧性剧情中,很像是一幕独立的微型情景剧;再比如在《榴莲的娱乐事业》中,诗人巧妙地将榴莲散发气味解读为一种“娱乐事业”,它的发散性影响被恰如其分地转绎到当下娱乐圈的语境中,形成一种浮世绘的即视观感;还有像《消失的论证》这种,通过戏仿论文的形式,证明“月亮容易让人感到消失”,这种奇思妙想下的推理演绎,意趣迭出,机警动人。黄昌成的这种大开大阖的“玩”性,在题材的拓展上同样也有所表现。就在前不久,黄昌成给我看了最新的组诗《人性之书》,让我再次感到诗人充沛的精神体能。这一次,黄昌成直接将镜头聚焦到人身上,分别对“老实之人”、“阴险之人”、“啰嗦之人”、“豪爽之人”、“自负之人”、“豁达之人”、“沉默之人”、“无解之人”、“冷漠之人”、“失控之人”等十类人、十个人性侧面进行诗性的现象学研究,直呈生活的真相,盘诘人性的幽微,洞悉和品咂人性背后的生命况味,折射人性深处和时代背景下的精神光谱,在松弛的叙述、轻俏的反讽和锋锐的逼视中叠藏着指意的波澜,形象与力量兼备。
  两千多年前,孔子有诗“可以观”的著名论断,而在我看来,就集中书写的力度而言,可以说黄昌成的诗还魂和发展了诗歌的这一美学功能,它在对现代语言诗学的坚执中,成长为一棵虬枝密叶、乱花迷眼的诗歌之树,“一棵在木里行间寻寻觅觅的树”(《植物园》)。在这棵树上,有对物理的穷究,有对内心的体察,有对时代现实的揭示,有对存在隐秘的勘测,有对语言内部命运回声的耐心的倾听。巧合的是,“树”正是黄昌成诗歌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它映照天地、顺迎时序、参证万物的生物秉性,在诗中展露无遗,它所伸展的美学枝叶下披覆着诗人的心跳和时代的步履。我衷心希望这两棵树都能继续葳蕤生长,花叶竞放,再绽新枝。

  (赵学成:河南人,80后,诗人,诗评家,苏州大学文学硕士,居江苏。)

  来源:赵学成新浪博客 编辑:zw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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