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东 ◎ 重评徐志摩:民主诗学的可能与限度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重评徐志摩:民主诗学的可能与限度 (阅296次)

王东东

一、一个“成问题”的诗人 

  在中国的批评语境中,徐志摩一直是一个“成问题”的诗人。这一点即使在新世纪也不例外,西川就以徐志摩和郭沫若为例谈到了“诗人观念与诗歌观念的历史性落差”:“20世纪初中国诗人的19世纪取向,以及由此自我塑造的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晚期)的诗人形象及诗人观念。”[1]然而,与其说徐志摩犯了一个时代错误,不如说西川故意犯了一个时代错误,徐志摩的确在艺术上受到19世纪的影响,但毕竟是一个在中国20世纪才能产生的浪漫主义诗人;仅仅强调艺术形式上的影响,而忽略其真正得以产生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并不能了解徐志摩诗艺的“本质”或总体特征。   
  另一方面,这样的说法极易掺杂甚至带动对徐志摩的浅薄化、流俗化甚至漫画化描写,尤其当将诗作的“灵感”与他的私生活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联系又受到大众文化传播领域的影视剧的怂恿。可以说,从生活的角度试图否定徐志摩——主要是他令人生畏的诗歌名声——这一“下意识”不值一驳。而从艺术的角度对徐志摩的否定,却是一个新现象;但就像从政治的角度对徐志摩的否定一样,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后者一直延续了半个世纪之久。   
  对徐志摩的政治否定又导致了对他的艺术否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治阵营的分化,对徐志摩的评价即表现出对立尖锐的“两极化”趋势,而在五十年代由于“政治否定者”全盘的政治胜利又呈现出“一面倒”的状态。可以说在这两个时期,对徐志摩的艺术评价都受到对他的政治评价的压抑,前者为后者所控制甚至取代。当然这其中也产生了少数持论公允之作,如茅盾、穆木天在三十年代的“盖棺论定”:“他是中国布尔乔亚‘开山’的同时又是‘末代’的诗人。”[2]“诗人徐志摩所要求的,是反抗现代的堕落与物质主义的革命运动,是心灵解放的革命。他的这种要求,是从那有士大夫性的个人主义出发的。”[3]在五十年代,诗人陈梦家为徐氏发出的微弱辩护之声则很快遭到压制。对徐氏的否定态度最终由文学史的正统叙述固定并加强。这一切到了八十年代始有改善。其中陆耀东的“翻案”文章值得重视,在某种程度上也补正了他在五十年代的观点[4],而对徐志摩的政治态度也终于有了相对客观的认识:“民主个人主义思想是支配徐志摩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的决定因素。”[5]试图在“政治消极”的合法标签下展开徐氏“美学积极”一面的论述。   
  由当代诗人西川、欧阳江河[6]表现出的对徐志摩的菲薄态度,除了诗人的竞技意识作祟之外,更多出自一个“去政治化”时代的无知。这种单纯的艺术否定就和政治否定一样简单粗暴。实际上,在今天重新评价徐志摩的诗歌,不仅需要综合考虑徐志摩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点和浪漫主义的美学态度,而且还要理解一种“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式的政治诗学的生产性,简洁地说,也即思想方法和美学方法的一致性。本文试图从民主诗学的角度接近这一目标,这是因为,民主性的角度具有较强的政治关切性,可以最大程度地关联甚至“聚拢”现代中国至关紧要的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之争,而同时也向诗学甚至具体的诗歌形式开放。   

二、民主诗学:一个概念的尝试 

  现代时期留下了大量有关民主诗歌、民主诗人的史料,但一直受到忽略。史料中既有对外国诗歌的介绍,也有对中国诗歌的批评以及相关的理论表述。田汉在1919年说:“我们中国少年所确信能够救‘少年中国’的就只有‘民主主义一副药’,所以我们要纪念百年前高唱‘民主主义’的惠特曼的初生,而且恰在‘大战告终,民主胜利’的时候,纪念他的意义尤深。”[7]此文通篇谈论的都是民主与“民主主义的诗人”。在四十年代,普希金、马雅可夫斯基等又加入了民主诗人的形象行列。这虽然是一种理想的投射,但却真实地存在于翻译与创作期待之间。四十年代对民主诗歌的创作与批评不仅来自左翼,也包括自由主义的诗人和批评家,袁可嘉的名文《诗与民主》和《批评与民主》即为佐证。艾青和穆旦也贡献了各自的民主诗学,艾青在《诗论》的第三节《诗的精神》开头就说:“今天的诗应该是民主精神的大胆的迈进。”[8]穆旦在东北办报时表达过他对新闻自由与民主政治关系的理解[9],他的“时感”式诗歌也成为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表达对于民主的含蓄复杂态度的隐微修辞。   
  显然,作为五四的旗号之一,“德先生”从根本上塑造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具体来说包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首先,作为新文学的语言载体,白话文本身即被赋予民主的涵义;其次,新文学在思想观念上应体现民主的价值。在回顾文学革命的历史背景时,胡适曾断言国语运动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他们完全忽略了‘国语’是一种活的语言;他们不知道‘统一国语’是承认一种活的语言,用它做教育与文学的工具,使全国的人渐渐都能用它说话,读书,作文。”[10]在这个时刻,使用“最大多数人”(胡适语)的白话作为语言工具本身即意味着民主,而士大夫垄断的文言则被打上了专制的色彩。这是胡适所谓“活的文学”的语言形式要求。而在内容层面,他则采用了周作人“人的文学”的说法。实际上,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以及胡适的《易卜生主义》等敞开了新文学追求民主价值的不同层面,甚至不同民主价值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张灏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的概念加以说明,其中既有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紧张也有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的张力[11]。   
  “白话文学”是体现民主价值的文学,“白话诗”自然也不例外。“‘五四’新诗运动的‘散文化’与‘平民化’的目标,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12]新诗的民主也可以从语言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考量。这里我们的讨论仅限于思想内容。胡适曾提出“诗的经验主义(Poetic  empiricism)”[13],并以“有我”和“有人”来解释“言之有物”:“有我就是要表现著作人的性情见解,有人就是要与一般的人发生交涉”[14],显然指向了一种启蒙主义。值得注意的是,惠特曼的《民主颂》引起了田汉的如下感慨:“诸君!像俄国现今试验Bolshevistic-socialism(是我缀的名字)一样,美国若试验‘真正的民主主义’成了功,诸国就可采其制度方法以图改善,不是‘胜利的彼岸也是他们的,也是你的’吗?”田汉的说法也许稍显天真,但将美国的“真正的民主主义”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也超出了他在文中对西方批评家所谓惠特曼是有别于“人道的民主主义”的“自然的民主主义”的判断的认同,而含有更多复杂纠葛的文化政治的意味,尤其当我们将这段话放在整个现代中国的语境中看时更是如此。诗歌与民主问题本身就处在这样瞬息变幻的文化政治语境中。而到了四十年代,它已经不仅仅是文化政治问题而还直接突入国家制度和个人双重层面的实际的政治道路选择问题,在此之前却更多是一个文化政治的问题。然而吊诡的是,在四十年代恰好产生了袁可嘉这样的内在化的民主诗学,他声称“诗的民主”是“最大量的心神活动”或“意识状态”[15],而三四十年代的左翼诗人总是热衷于将诗的民主“外在化”以寻求更多的政治含义。在此情况下,重新考察其他自由主义诗人尤其徐志摩,可以呈现民主诗学在现代时期的丰富面相甚至发展线索。   

三、一个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者 

  新月社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团体,如果说胡适和罗隆基由于政论文写作而试图型构一种时代生活中匮乏的政治文化,并鲜明地指向了自由主义政治观念,那么徐志摩和闻一多则创造了这一团体的诗歌文化,而更多和浪漫主义的诗学观念相关。这一诗歌文化的确借鉴了19世纪西方浪漫主义的诗学遗产,正如卞之琳对徐志摩决绝的判断:“他的诗思、诗艺几乎没有越出过十九世纪英国浪漫派雷池一步。”[16]但实际上,他的个人兴趣十分广泛,“徐志摩并非不清楚当时英美的新潮流”[17],他是艾略特《荒原》和乔伊斯《尤利西斯》的最早读者之一,几乎刚在出版之际就已通读,也撰文介绍过英国诗人托马斯·哈代和现代主义诗人的鼻祖波德莱尔,“徐志摩写诗,要说还是和20世纪英美现代派有缘,那么也仅限于和哈代(如果可以说作为诗人的哈代也是跨到20世纪英国现代派的桥梁)。他曾自己标明‘仿托·斯·艾略特’的一首诗却一点也不像。”[18]然而,既然徐志摩的诗歌兴趣十分广泛,他最终选择浪漫主义就不仅仅和个人天性有关,而可能还是他个人审慎考虑的结果,从客观的角度来说,甚至表现出更多的文化政治含义。至少可以引起一种大胆的猜想,他的诗学兴趣是否和他的政治志趣有关呢?   
  诚然,徐志摩的创作正好处在中国二三十年代浪漫主义诗学向现代主义诗学的转变和发展过程中。他本人更多认同于浪漫主义的创作原则,而有意疏离但并不隔膜于现代主义的创作原则。实际上,中国诗歌的现代主义更多是一种艺术意识的觉醒,而有意忽略了一整套与之相关的政治意识;西方现代主义诗人艾略特和庞德均有强烈的政治观念,但中国现代主义在二三十年代的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却是以牺牲政治观念的表达为代价的;也许只有在政治凸显的四十年代,随着袁可嘉和穆旦的出现,这一情况才彻底发生变化。而作为五四时期的诗人,徐志摩却和郭沫若一样表现出鲜明的政治意识。这种文学和政治的亲和性,也是五四文学的崇高性之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二三十年代的现代主义显得像是对这种崇高性的否定。对于袁可嘉和穆旦来说,似乎是抗战尤其内战中“民主政治”的实际促使他们赋予现代主义一种政治观念的色彩和内涵,而对于徐志摩和郭沫若来说,他们似乎一开始就无法完全摆脱政治观念而进行浪漫主义的艺术创造。   
  作为实业家和士绅的儿子,徐志摩一开始就对政治和经济的世界表现出兴趣。徐志摩在英美留学时曾短暂钟情于社会主义,但那是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且更多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反感。他并且在1920年入伦敦大学政治学院,师从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费边社的社会主义者赖斯基(Harold  Laski),拟攻读博士学位,“徐志摩跟从赖斯基学习期间,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赖斯基的影响,徐志摩后来对于以暴力革命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也是持反对态度的。”[19]英国工党式的社会主义与苏俄式的社会主义的区别在于是否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也是在1920年留英时他写了一篇《罗素游俄记书后》,后来发表在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Gild  Socialism)也即行会社会主义的《改造》杂志上,但此文并非像很多学者认为的那样批评了罗素对苏联由肯定到否定态度的转变,而是对他“实地临按融合贯通”后的“纯正之判断”[20]表示了赞赏。也许要面对国内狂热的青年,故而徐志摩使用了一种循循善诱的曲笔,而这也导致不少学者认为这篇文章在批评罗素。徐志摩在同期的另一篇文章中特别点题说:“吾论罗素游俄文既多唐突,又涉嬛薄……吾独揭罗氏先后对俄态度之矛盾以为不按事实一任情感者引戒耳。”[21]实际上,徐志摩后来对这一段思想状况自剖说:“我最初看到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前期的,劳勃脱欧温一派,人道主义,慈善主义,以及乌托邦主义混成一起的。正合我的脾胃。我最容易感情冲动,这题目够我发泄了,我立定主意研究社会主义。”[22]徐志摩反省道,在回国后,“原来热烈的态度忽然变成了温和”。徐志摩甚至在对青年学生演讲时赞美过十月革命:“那红色是一个伟大的象征,代表人类史里最伟大的一个时期;不仅标志俄国民族流血的成绩,却也为人类立下了一个勇敢尝试的榜样……我也想象到百数十年前法国革命时的狂热,一七八九年七月四日那天巴黎市民攻破巴士梯亚牢狱时的疯癫。自由,平等,友爱!友爱,平等,自由!”[23]但其立足点仍然在于人类伟大的启蒙理想,徐志摩此时更多从“审美批判”的角度看待十月革命,而视之为一场精神革命。   
  在1925年游俄后,徐志摩更是收回了他对罗素的“讥诮”:“我先前挖苦了他。这回我自己也到那空气里去呼吸了几天,我没有取消信仰的必要,因我从不曾有过信仰,共产或不共产。但我的确比先前明白了些,为什么罗素不能不向后转。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也许等到我有信仰的日子就舍得也难说,但那日子似乎不很近。”[24]。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徐志摩旅欧期间写下的《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提供了一个右翼知识分子视野下的苏联观感,至少比安德列·纪德和罗曼·罗兰早了十年,毫不夸张地说,这本书理应归入有关苏联社会观察和文化观察的世界文学的行列。然而,徐志摩对苏俄革命的态度以及他个人的政治观念,最集中直截=地体现在他对共产党人陈毅投书的回应中:   

  我是一个不可教训的个人主义者。这并不高深,这只是说我只知道个人,只认得清个人,只信得过个人。我信德谟克拉西的意义只是普遍的个人主义在各个人自觉的意识与自觉的努力中涵有真纯德谟克拉西的精神:我要求每一朵花实现它可能的色香,我也要求各个人实现他可能的色香。[25]   

  这段话清楚表明了徐志摩的自由主义观点。他所维护的个人是针对阶级而言。徐志摩否认在中国存在着“阶级的绝对性”,“我们只有职业的阶级士农工商,并且没有固定性;工人的子弟有做官的,农家人有做商的,这中间是不但走得通,并且是从不曾间断过。纯粹经济性的阶级分野更看不见了”,徐志摩的描述很是接近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伦理本位、职业分途”[26]的概括性分析。徐志摩曾受到泰戈尔、恩厚之(L.K.Elmhirst)等人的影响想要投身于乡村建设[27],也是在他的介绍下,梁漱溟和泰戈尔这两个不同国家的乡村建设的倡导者会了面[28]。他的这个描述接近于梁漱溟的观点,梁漱溟也反对共产革命,但徐志摩并未像梁漱溟那样认为西式民主不能适用于中国[29],在徐志摩身上反而表现出中国士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亲和性。徐志摩相信民主必然与个人主义相关联,而无法通过阶级斗争获得。他强调革命的对象应该是“恶根性奴性”、“一切社会性、道德性不公道不自然的状况”,革命应该“普及国民生活的全体”。徐志摩接着说:   

  反面说,第三国际式的革命是好比横着去的,它侧重的只是经济的生活,它联络的是别国的同党,换一句说,这共产革命,按我浅薄的推测,不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一种灵性的要求,而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想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设想了一个革命的姿势,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30]‍   

  无论是从费边社会主义的角度,还是从徐志摩此时秉信的自由主义角度,暴力革命都是不足取的。徐志摩的主要观点是,共产革命只注重经济方面,而将经济生活的逻辑置换为政治生活的逻辑,甚至导向革命,在学理上并不可靠,近似于空想。徐志摩对共产革命的批评虽然谈不上高深,但却包含着惊人的直觉,对这一点,阿伦特论述得更为清晰:“马克思将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力量,这一转化包含在‘剥削’一词中,也就是认为贫困是一个掌握暴力手段的‘统治阶级’剥削带来的结果。……马克思正是假革命之名,将一种政治因素引入新的经济科学之中,进而使之成为它自命的东西——政治经济,也就是一种依赖于政治权力,因而能被政治组织和革命手段推翻的经济。……从定义上,苦难的条件绝对无法产生‘心灵自由的人民’,因为这种条件受制于必然性。如果苦难的条件将带来革命而不是葬送革命,那必然要将经济条件转换成政治因素,用政治术语来加以解释。”[31]作为对比,在这篇论革命的文章中,徐志摩毫不吝啬地赞美了他所倡导的“性灵生活”,并以耶稣、苏格拉底、歌德等伟人以及个别民族的历史加以说明,认为民族的历史仍然是在追求灵性的“认识、圆满、完成”。   
  徐志摩的政治观念显然倾向于自由主义式的民主,但对达到这一西式民主的途径,他并未像胡适一般能够提出很多建议,而只是强调更多属于艺术天才的“灵性革命”。对这一点,徐志摩在《诗刊弁言》中说得更清楚:   

  再说具体一点,我们几个人都共同着一点信心,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的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信我们这民族这时期的精神解放或精神革命没有一部像样的诗式的表现是不完全的;我们信我们自身灵性里以及周遭空气里多的是要求投胎的思想的灵魂,我们的责任替它们搏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现;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最后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32] 

  这就将浪漫主义的诗学原理与自由主义的政治观念联系在一起。正是由于强烈的政治激情以及同样强烈的诗歌激情,徐志摩才能够做出这个发现。正如茅盾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诗人,但他的政治意识非常浓烈。”[33]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给徐志摩的信中,胡适第一个[34]在中国语境下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的概念:“避免‘阶级斗争’的方法,采用三百年来‘社会化’(Socializing)的倾向,逐渐扩充享受幸福的社会。这方法,我想叫他做‘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或‘自由的社会主义(Liberal  Socialism)’。”[35]这一概念也适合于徐志摩在二十年代初对社会主义的推崇,而在之后他明显转向了自由主义,原因应该就在于对呼声越来越高的共产革命的怵惕,他不得不像罗素那样“向后退”。这一点也许可以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从一开始就曾受到社会主义的吸引,他们对社会主义尤其苏俄社会主义需要认识的时间。   
  然而对于诗学与政治的关系,徐志摩却采取一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态度,他在新月派的诗学宣言中严厉批评“功利派”、“标语派”和“主义派”,而坚持“生命是一切理想的根源,它那无限而有规律的创造性给我们在心灵的活动上一个强大的灵感”,“我们相信一部纯正的思想是人生改造的第一个需要”[36],从而倡导一种“创造的理想主义”。他的这一态度自然引起了左翼阵营的批评,其中以彭康对辩证唯物论的教条主义式捍卫最为突出[37],应该说直接揭橥了创造社与新月社的对立。此后虽然左翼批评家也会故作大度地宣称:“他是彻头彻尾的一个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38],但大多以近乎人格攻击的政治批判代替批评。对于徐志摩这个“浪漫的自由主义者”[39],显然需要从更高层面加以反思,至少也应认清其政治观念与诗学观念的一致性或曰“有机统一”。   

四、民主诗学:可能与限度 

  徐志摩的浪漫主义诗学最大的特点就是注重个体表现,举凡爱情、自然、海与儿童等[40]皆是自我表现的道具,并且经常有“哲理”的透视:“这或许是我生命重新有机兆;/大自然的精神!容纳我的祈祷,/……我更不问我的希望,我的惆怅,/未来与过去只是渺茫的幻想,/更不向人间访问幸福的进门,/只求每时分给我不死的印痕”(《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甚至“他的情诗,为爱情丽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象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和西方诗家一样。”[41]除了个体表现,徐志摩也有绅士化的“平民观照”[42],然而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扩大净化人道与同情,戟动,解放心灵中潜伏的天才”[43],以《叫化活该》为例:   

“行善的大姑,修好的爷,” 
西北风尖刀似的猛刺着他的脸。   
“赏给我一点你们吃剩的油水吧!” 
一团模糊的黑影,捱紧在大门边。 

“可怜我快饿死了,发财的爷!” 
大门内有欢笑,有红炉,有玉杯; 
“可怜我快冻死了,有福的爷!”   
大门外西北风笑说:“叫化活该!” 

我也是战栗的黑影一堆, 
蠕伏在人道的前街; 
我也只要一些同情的温暖,   
遮掩我的剐残的余骸—— 

但这沉沉的紧闭大门:谁来理睬; 
街道上只冷风的嘲讽“叫化活该!” 

  抒情我(Lyrical  I)的声音认同于叫化的声音,并忍受着冷风的嘲讽的声音。徐志摩在《志摩日记》中自比乞丐,也写过《一个行乞的诗人》,但徐志摩“叫化”的却是“爱、自由和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44]单纯信仰的对立面是革命信仰。这首诗与同样题材的左翼诗歌有着很大区别。简言之,阶层(级)差异并未导致阶级斗争,而是增加了个人的道德救赎与美学升华的难度:这也许才是诗人“扩大净化人道与同情”的真实含义。   
  徐志摩的诗歌对社会内容也有一定的开放性,但其着力点或者说精神的支点还在于个人的性灵。徐志摩的《毒药》《白旗》和《婴儿》尤其能表明这一点,“她知道她的胎宫里孕育着一点比她自己更伟大的生命的种子,包涵着一个比一切更永久的婴儿”(《婴儿》),正如他在朗诵了这三首诗的一次演讲中所说:“我们要在我们各个人的生活里抽出人道的同情的纤维来合成强有力的绳索……我们要修养我们精神的与道德的人格,预备忍受将来最难堪的试验。”[45]对徐志摩政治观念的塑造起到决定作用的,正是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是一种解释学,它断言,除非这些解释完全是根据关于个人的事实来表达的,否则,解释社会(或个人)现象的任何尝试都应不予理睬”[46]。徐志摩凸显了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本质性联系,而符合自由主义的精义,“自由主义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的内核是个人主义”[47]。就对“民主道路”的选择来讲,徐志摩显然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主个人主义者[48]。徐志摩的民主诗学也可让人想到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个人的无限价值”也是惠特曼民主诗学的核心:“只有建立在承认个人具有无限价值的基础上的民主,才是公正的和可信的。”[49]徐志摩对个人的无限价值和独特性的信仰,很显然也达到了一种“宗教的深奥”[50]。   
  “五四”一般被视为现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但浪漫主义在同时期的出现却有其必然性。现在来看,相对于启蒙思想,浪漫主义有一个从压抑到彰显的上升过程。浪漫主义构成了五四启蒙思想的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认为,它和启蒙运动处在共生状态,而构成了五四的两面。可以说,五四将西方从启蒙运动到浪漫主义运动两三百年的历史压缩在了二三十年当中,而呈现出启蒙与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的共存状态,但浪漫主义并未像在西方历史中那样表现出对于启蒙的反动,而是有力配合了启蒙的推进。浪漫主义当然首先是以否定性的面目出现的,但其否定的对象却和启蒙理性矛头所向一致,因而浪漫主义就参与到了新价值的创造之中,其中就包括民主的核心价值。以赛亚·伯林强调过浪漫主义的否定性:“浪漫主义破坏了这样一个观念,即对人类来说,但凡涉及价值、政治、道德、审美,总是存在行之有效的客观标准。”[51]但是理查德·罗蒂争辩说,浪漫主义的深度“可以提供某种——可以用来替代普遍主义那由普遍论断的适用性构成的合法性的——合法性”[52]。而在旧的普遍主义已然失效,新的(科学民主的)普遍主义正待建立之际——也即“旧榜毁弃之际树立新榜”(尼采语),在此意义上五四文化人一样也要面临尼采式“上帝死了”的命题——浪漫主义自然就为新普遍主义提供了一种合法性的尝试。这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的新月社在文学上特别热衷于浪漫主义。而在西方也有同样的现象,正如雨果所说,“遭到这样多曲解的浪漫主义其真正的定义不过是文学上的自由主义而已……文学的自由主义一定和政治的自由主义能够同样地普遍伸张……文学自由正是政治自由的新生女儿。”[53]浪漫主义的自由主义在五四时期出现,实在是势所必然。这既是徐志摩的性格使然,也是他的精神选择,而更是时代的要求。   
  徐志摩式的浪漫主义表现出积极明朗的肯定精神,最终和五四倡导的民主价值构成了呼应关系。与之相反,郭沫若式浪漫主义的否定性则将矛头对准了五四民主,依赖一种辩证唯物论的理论力量,将之贬斥为不切实际抑或水土不服的西式民主。于是这两种浪漫主义,也即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和苏俄式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进一步被视为消极浪漫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二者的分野正在于对民主的不同态度,抑或说,它们展开了民主价值的不同层面。前者更注重自由的民主观,尤其是以政治自由为基础的个人自由,而后者则更注重平等的民主观,虽然是一种由经济平等引发并和政治平等纠缠在一起的平等理念。后者最终构成了一种中国式的政治浪漫派,其中存在着卡尔·施密特所谓的一种机缘论态度,“浪漫派是主体化的机缘论。换言之,在浪漫派中间,浪漫的主体把世界当作他从事浪漫创作的机缘和机遇”[54]。这个浪漫主体可以是神,也可以是“历史和全人类(人民),当然也包括国家和阶级。由于发生于一个特殊的历史和政治时刻,左翼浪漫派在中国不仅是一种文学类型,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力量甚至政治类型。然而,反过来我们却必须认识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浪漫主义不仅作为革命的动力而存在,也曾经起到了保卫自由主义的作用。只强调前者,就意味着我们的接受始终是片面的,而仍然沿袭着术语发明者对“走向行动的浪漫主义”、“积极的社会革命的浪漫主义”的热衷[55]。准确地说,革命浪漫主义并不重视民主原则而一味要打破它,所借助的理论即为辩证唯物论,而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却要维护民主的基本原则。于是,前者即呈现为一种“强思想”和战无不胜的理论体系,而后者因为属于舶来品,本就缺少实践机会,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只能不断退缩。革命浪漫主义秉持的是创生型的民主,而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信奉的是原生型的民主。这样来看,自由主义的浪漫主义恰恰是一种有限度的民主诗学,而革命浪漫主义则是一种无限度的民主诗学。   

                  (原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5期)

‍注释: 
[1]西川:《诗人观念与诗歌观念的历史性落差》,《今天》2008年春季号。 
[2]茅盾:《徐志摩论》,《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1日。   
[3]穆木天:《徐志摩论——他的思想与艺术》,《文学》第3卷第1期,1934年7月1日。 
[4]陆耀东:《评目前研究五四以来作家作品的一种倾向》,《文艺报》第35期,1957年12月8日。 
[5]陆耀东:《评徐志摩的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2辑。 
[6]《海子的诗影响后世五百年?》,《南方日报》2013年6月25日;《欧阳江河:民国诗歌是种阻碍 我无意跟徐志摩争宠》,凤凰网文化频道2015年7月8日。   
[7]田汉:《惠特曼的百年祭》,《少年中国》第1卷第1期,1919年7月15日。 
[8]艾青:《诗论》,桂林:三户图书社,1942年,第6页。 
[9]穆旦:《撰稿和报人的良心——为本报一年言论作总答复》,沈阳:《新报》,1947年4月22日。 
[10]胡适:《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之《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1935年,第17页。 
[11]张灏:《重放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200-226页。 
[12]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第121页。 
[13]胡适:《<梦与诗>自跋》,《尝试集》,亚东图书馆,1922年,第92页。 
[1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38页。 
[15]袁可嘉:《诗与民主——五论新诗现代化》,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1948年10月30日。 
[16]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7]奚密:《早期新诗的Game-Changer:重评徐志摩》,《新诗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辑,第52页。 
[18]卞之琳:《<徐志摩选集>序》,《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 
[19]孔祥宇:《现代评论派与1920年代的中国自由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1页。 
[20]徐志摩:《罗素游俄记书后》,《改造》第3卷第10期,1921年6月15日。 
[21]徐志摩:《评韦尔思之游俄记》,《改造》第3卷第10期,1921年6月15日。 
[22]徐志摩:《南行杂记(二):劳资问题》,《晨报副刊》,1926年8月。 
[23]徐志摩:《落叶》,《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12月1日。   
[24]徐志摩:《欧游漫录》之十三《血:谒列宁遗体回想》,《晨报副刊》,1925年8月10日。 
[25]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26]梁漱溟:《中国文化的命运》,中信出版社,2010年,第134-144页。   
[27]徐志摩:《致恩厚之(290305)》,《徐志摩全集》第5卷,广西民族出版社,1991年,第277页。 
[28]梁漱溟:《朝话》,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71页。 
[29]梁漱溟:《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村治》,1930年,第1卷第3、6、7期。 
[30]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晨报副刊》,1926年1月21日。 
[31]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50-51页。   
[32]《诗刊弁言》,《晨报副刊·诗镌》1926年4月1日。 
[33]茅盾:《徐志摩论》,《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1日。   
[34]郝文杰:《萧公权思想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96-97页。 
[35]胡适:《欧游道中寄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4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页。 
[36]徐志摩:《新月的态度》,《新月》第1卷第1期,1928年3月10日。 
[37]彭康:《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底批评》,《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10日。 
[38]钱杏邨(阿英):《徐志摩先生的自画像》,《海风周报》1929年第6-7期。  仅以此文为例,在收入1930年3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3卷时即增加了大量篇幅,同时加大了政治批判的力度。 
[39]梁实秋:《关于徐志摩》,转引自《徐志摩研究资料》,邵华强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85页。 
[40]奚密:《早期新诗的Game-Changer:重评徐志摩》,《新诗评论》,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41]朱自清:《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之《诗集》,上海良友图书,1935年,第7页。 
[42]朱寿桐:《新月派的绅士风情》,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62-266页。 
[43]徐志摩:《得林克华德的<林肯>》,《晨报副刊》,1923年5月3日。 
[44]胡适之:《追悼志摩》,《新月》第4卷第1期,1932年1月。   
[45]徐志摩:《落叶》,《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1924年12月1日。 
[46]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03页。 
[47]安东尼·阿巴拉斯特:《西方自由主义的兴衰》,曹海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8页。 
[48]此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开始流行,原因即在于“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参见《毛泽东选集》,第四卷,1960年9月第一版,人民出版社,第1372页。无论在艾奇逊还是毛泽东那里都存在着将“民主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混用的情况。在中国革命的语境中“民主个人主义”显然被作为“旧民主主义”对待。   
[49]约·米·默里:《民主预言家惠特曼》,《惠特曼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32页。 
[50]约·米·默里:《民主预言家惠特曼》,《惠特曼研究》,漓江出版社,1988年,第338页。 
[51]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139页。 
[52]理查德·罗蒂:《普遍主义的崇高,浪漫主义的深度,实用主义的狡诈》,艾彦译,《第欧根尼》,2005年第1期。 
[53]雨果:《<欧那尼>序》,《雨果论文学》,上海文学出版社,2011年,第90-91页。 
[54]卡尔·施密特:《政治的浪漫派》,再版前言,冯克利、刘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5页。 
[55]高尔基:《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第168页。

                          (文库编辑:LY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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