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新 ◎ 人与世界的相遇 | 诗观点文库 | 诗生活网

 

 
人与世界的相遇 (阅274次)

王家新


                      一

      我很赞赏斯宾诺莎的一句话:不哭,不笑,但求理解。这正是一个起点。面对复杂的世界,我们所遇到的正是一个不再简单地说出“是”或“否”,而是怎样更真实、更深刻地把握它的问题。
      同时,就我们这代人来说,写诗的过程好像就是诗本身逐渐意识到它自己的过程。人们早就提出“把诗当成诗”,但这句话到后来才被深刻化,那就是必须把诗当成一种自身具足的、具有本体意义的存在。诗有它自身的自律性。看起来是你在“写”诗,实际上却往往是你在听命于它。有时它甚至像卡夫卡的城堡,在前方隐隐出现,你却失去了通向它的道路。
      在我看来,这些正是一个当代诗人所面临的难题。也许一个人在最初写诗时不会想到这些(那时我们都很自信),但或早或迟他将困惑于此。他也必须穿过困惑达到一种更智慧的境地。这正如江河笔下的夸父:“上路的那天,他已经老了/否则他不去追太阳/青春本身就是太阳。”这里面正暗含着一种深刻的转换。
 
                     二
 
    那么,要真正接近诗并更深刻地把握世界,对自我的“超越”就不能不是一个前提。诗人当然必须体现出人类的自我意识,必须更深切地揭示出人自身的存在,但目前的问题是许多人已习惯于把文学的主体性视为一种“自我中心”,不是自我封闭,就是用一种绝对的“自我”君临一切。问题就在这里:在一些诗人那里,诗不得不再次降为“工具”——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诗和世界的存在都不得不听命于这个“自我”,其本身却失掉了意义。
    还是想想莫里亚克的这句话吧:只有到了不再热衷于自己时,我们才开始成为作家。创作是必须从自我开始时,但“自我”却往往是一座牢房。只有拆除了自身的围墙,我们才能真正发现人与世界的存在,才能接近诗并深入它。而诗人之为诗人,只在于他能感知到诗,并且具备一种使诗得以“现身”的本领。所以诗人并不等于诗,诗人也大可不必把自己看得比诗更重要。所以面对着世界和“上帝”的存在,T.S.艾略特会这样说:“我们能希望获得的唯一的智慧,是谦卑的智慧”,并且只有这种谦卑才是“无穷无尽的”。(见《四个四重奏》)
    对诗的理解和体现就是如此不同,或者说需要一个过程。一个人写诗,往往是在有话要说的情况下拿起笔来的;他写诗,是迫于一种生命内部的需要。当他成熟一些后,他懂得了如何使自己从诗的表层退出而潜入其内部,让他所创造的世界替他说话。当他达到更高境界,体验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后,他就不再热衷于所谓的“自我表现”了,他澄怀观道,心与道合,在对现实和自我的双重超越中,以诗的光芒为我们照亮出一个世界的存在。到了这种程度,他就可以像毕加索一样说:我不探索,我发现;就可以像“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那样,在世界的呈现面前惊奇不已,并于心淡意远的一瞬,与“见”到的一切凝为一体。

                    三
 
    诗,正来自于这种人与世界的“相遇”。
    就一个诗人来说,在平时他只是一种日常存在,只有在某种与世界相遇的时刻,他才成为“诗人”。因为这种相遇唤起了他内在的精神性和感知力,使他产生了与某种“存在”的呼应,从而超越现实生活而进入诗中。
    这里所说的“世界”,既不是抽象的,也不局限于某一物,而是诗人在他的直观中“见”出的世界本身:它首先是感性的,同时又具有某种诗的意味。它是诗人通过具体的物象所把握的存在本身,是在语言的运作和造化活动中,世界的存在由隐到显的呈露。
    有这样一则著名的禅宗公案:老僧30年前参禅时,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及至后来亲见知识,有个入处,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而今得个休歇处,依然是见山只是山、见水只是水。(见《五灯会元》)
     “得个休歇处”后所带来的正是一种更深刻、智慧的转换,即把世界的存在看成是一个自在的本体,不再以人的主观意愿来肢解这个无言独化、自身具足的世界。针对人类那种“盲人摸象”式的虚妄,现象学哲学也曾提出“回到事物本身”。回到事物本身即要求我们摒弃那个主观性太厉害了的“自我中心”,转而把世界的存在本身认作感知的主体,进而溶于其中,以重新获得人与世界的交流。
    这种转换,可以说是一种“以我观物”到“以物观物”的转换(参见叶维廉《中西诗歌山水美感意识的演变》)。“以我观物”即以自我君临一切,把主观的东西强加到客体上,结果是把一切都弄成“我”的表现,以放大了的自我涵盖住整个世界的存在。“以物观物”则视自己为万物中之一物,拆除自我的界限而把自身变为世界呈现的场所。宋人邵雍曾指明这二者的区别与利弊:“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如果说道家的心是“空”的(空故纳万境),先哲们在论诗时也很讲求“虚”以待物(虚怀而物归)。人往往是被束缚在自身的局限性里的。要与万物达成交流,就需要破除自我的排它性而增大心胸的涵容性。这样,不是诗人用他的主观去淹没世界,而是诗本身通过他而呈现、而歌唱了。在这种情形下,人才会真正成为“诗人”。这时你就会感到:不仅仅是你在写诗,而且诗也在“写”你;在你感知到诗的同时,诗也以其自身的力量震撼着你、塑造着你。就是在这种看似“被动”的情形下,诗人进入了一种“神与物游”奇特境界。
    意义还在于,这种“以物观物”的方式不是“降低”了人,而是有助于我们从更高的层次上观照人与世界的整体存在。世界既然是作为“无言独化”的世界,那它就是超乎一切人为的限定的,要把握它,就必须破除一己的主观的虚妄,而将自己带入世界之中,深入其中而将自己“物化”(庄子语,意指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像中国画中的那些山水人物,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而是在万物存在的空间里浑然“坐忘”成一块石头。消除了人为的干扰和障碍,才能让世界“呈现”出来,让事物与事物自成一种境界。这种“与物同一”的结果,是事物自身的由此生长和展开,而在这种事物本身的协调里,像海德格尔所描述的那样:物既客亦主,我既主亦客。“相看两不厌,惟有敬亭山”。可以由我到物,也可以由物到我,物与我相呼相应相互演化,共同构成一个浑一的诗的空间,将我们带入宇宙本身的和谐里。“老黄杨树那强劲的叶子/潜人风中,召唤着我们/消失在宇宙的莽原里/在那里,我们坐在草底下/得到永生,就像尘土”。这是勃莱的一段诗。这位深受中国道家和古典诗启示的美国诗人,创造出了一种多么高超的境界!他不仅仅是在“表现自我”,而是与“道”合一,把握住存在本身了。古人讲“山水是道”,海德格尔也认为所谓“真理”不是别的,而是存在物“本身的被照亮”,是事物由隐到显的现出而自成世界的现象。如果是这样,那么诗人在事物呈现时所作出的疑视、呼应和感悟,就有可能在其纯粹的一瞬间,使世界向我们显出“真身”。
 
                   四
 
    这就是我要讲的“相遇”。这种相遇产生了“精神”的东西,也产生了诗。正如法国现象学美学家杜夫海纳所指出的那样:当我们知觉或认识事物时,意义就是作为对我们呈现的事物本身。意义产生在人与世界相遇的时刻。(大意)因而,他会这样告诫我们:“人愈深刻地与事物在一起,他的存在也愈深刻。”
    这又使我想起了陶渊明。他的诗中没有故作玄虚的东西,没有“神秘”、“无限”之类的字眼,却有着与世界的一次次相遇。如果说“道”既不可见又不可言,他却在自然、农事和日常生活中“见”出了它。是的,除了世界的存在本身,此外并无其他神秘可言。进入这个世界之中,以最朴素的心境去感应和接受万物,那种“诗”的东西才会经过我们而呈现。这时,诗人往往不再刻意寻求什么,却会在一种“神遇”中,出乎不意地被诗所俘获。受过东方诗启示的拉美诗人帕斯有这样一首《惊叹》(叶维廉译):
 
            静
               不在枝头
            在空中
               不在空中
            瞬间
               一只蜂鸟
 
    诗人之所以“惊叹”,正因为他在一种猝然相遇中,受到震动和启示,把握住了“此中有真意”的存在本身。诗中去掉了一切多余的东西,却体现出一种深刻的“悟性”。的确,这种相遇类似禅的“顿悟”。诗以及世界的本相往往隐而不露,只是在某个瞬间才向人们呈现。抓住了这个瞬间,也就“当下即得”地把握住了世界的存在。李泽厚认为禅的秘密是以瞬时形式体现永恒,在瞬间的永恒中,体验到“我即佛、佛即我”的最高境界。诗的“秘密”也往往如此。当然,这种“相遇”,这种“悟道”,不是说来就来的,它需要以对生存的全部体验为基础。如果但丁离开了他的“地狱”和“炼狱”,在《神曲》中一开始就来到了“天堂”,那么这种“天堂”又有什么意义?有一句古希腊格言是这样说的:向上之路即向下之路。
    这并非虚妄的臆想,而是一再被人们体验到的诗的超越。这种与世界的相遇,是智慧的喜悦,是诗的美好而幸运的机缘。正是这种相遇,勾通了人与诗。在这种相遇里,是你找到了诗,也是诗找到了你。是你对世界的返回,也是事物对你的造访。的确,如同叶芝所说:智慧不是阴冷的食肉兽,而是一只蝴蝶。当它轻盈自在地飞起的一刹那,你不能不为之凝神,并再次感到世界的神奇。
 
                                                   1986
    (选自王家新诗论集《人与世界的相遇》,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 )  

                         (文库编辑:李以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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