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诗赋形》自序:赋形期大匠

◎程一身




       
     新诗建设之初,整体趋势是对旧体诗的形体加以破坏,似乎破坏力度越大,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解放和自由。在这种大背景下,新诗的形体成了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其核心是新诗要不要有自己的形体,以及如何建设新诗的形体。尽管很早就有人探讨这个问题,但是直到“新月派”诗人出现以后才形成了一个“小气候”。在“新月派”的代表人物中,兼具诗人与批评家双重身份的闻一多成了为新诗赋形的核心人物。
    众所周知,旧体诗的成熟首先在于它形成了绝句和律诗等完善的形体,并在形体内部规定了相应的韵律元素,从而可以让诗人更好地表现流动多变的复杂感情。对于任何一个有鉴赏力的诗歌读者来说,旧体诗的成就都是不可否认的。既然如此,就不能不思考旧体诗的成就与旧体诗的形体之间的辨证关系。对于优秀诗人来说,诗歌的形体并未阻碍他们的表达,反而促成了感情表达的细致与深入。这同样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来看,新诗的形体便不是可有可无的事,至少对于怀抱高远目标的新诗建设者来说是这样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把闻一多作为新诗的一个起点,准确地说,是新诗形体建设的一个起点。
    这样说并非要否定胡适作为新诗创始人的位置和意义,而是旨在揭示新诗建设的多元性。在我看来,胡适为新诗确立的起点主要体现在语言方面,即用白话文替代文言文。我注意到,刚刚去世的诗人张枣(19622010)对这个问题也有过讨论。他运用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的“诗歌秩序”理论,认为“当下的创作,也改变了传统的过去的秩序”,从而将鲁迅确定为“中国新诗或现代诗歌的真正奠基人”:“这个人是谁呢?他显然不是文学史轻易确立的胡适。当然不是。胡适是一个语言改革者,而不是诗人。他的一切诗歌领域里的写作对今天而言无丝毫意义。也就是说,今天的写作使他不正确了。我们新诗的第一个伟大诗人,我们诗歌现代性的源头的奠基人,是鲁迅。鲁迅以他无与伦比的象征主义的小册子《野草》奠基了现代汉语诗的开始。”当然,这是张枣对新诗史的一种解读和“重写”,但他也只是从一个方面揭示了新诗的起源,即鲁迅是新诗现代性的起点。对于新诗建设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来说,任何一个诗人的贡献可能只是某一个方面。本书并非有意倡导新诗的“多起点”论,也不抹煞胡适作为新诗“元起点”的意义,而是从诗歌形体的特定角度揭示闻一多对新诗建设做出的贡献,把闻一多作为新诗形体建设的起点,新诗初期杰出的赋形者。迄今为止,为新诗赋形的任务尚未完成。“赋形期大匠”,闻一多之后,新诗期待着新的赋形者。
    对于当代诗歌的成就,批评家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好时期,有人认为当前的诗歌只是虚假的繁荣,还有人认为诗歌已陷入危机。这些说法也许都不免有身在庐山的嫌疑。我的判断是新诗还不成熟,理由之一是新诗的形体塑造尚未完成。当然,早就有人反对将新诗形体稳定化,单一化,但是我还没有见到有人武断地反对新诗应该有自身的形体。诗史证明:一个时代诗歌的成熟,总是伴随着诗体的成熟:《离骚》的成就和楚辞体是分不开的,“古诗十九首” 的成就和五言诗是分不开的,杜诗的成就和律诗是分不开的。当然,诗歌形体可参差可规整。唐诗繁荣时,古风与近体诗是并存的,代表诗艺高度的却是近体诗。而闻一多正是倾向于让新诗诗体规整的诗人和批评家。从现有的新诗来看,形成独特诗风的诗歌并不缺乏,但是塑造出完善的诗体、并以此对其他诗人产生影响和召唤力的诗人还不多见。就此而言,闻一多仍是当代诗人完善新诗诗体的一个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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