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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译诗的症候式分析(上)

◎赵思运



    摘要:茅盾在1919-1925年间翻译了32首域外诗歌,具有突出成就,但其后的新诗创作却乏善可陈,其症结深藏于他的译诗活动之中。茅盾的译诗出于新文化运动之亟需,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图伦理色彩,导致他的译诗缺乏诗歌自身的文体意识。他的“以神韵取代韵律”的译诗原则和新诗语言欧化的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新诗初创时期的散文化倾向。爱伦·坡《乌鸦》的译介这一公案能够显示出茅盾译诗的新文化运动立场及诗歌文体意识的缺失。
    关键词:诗歌翻译;症候式分析;茅盾



    茅盾的诗歌翻译时间段是1919-1925年,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诗》、《文学》周刊等报刊的诗歌译作,达32首。
    如果说,茅盾的诗歌翻译活动具有突出成就,那么,他的新诗创作则差强人意。茅盾在经历了长达6年的诗歌翻译活动之后,于1927年开始新诗创作。严格意义的新诗,茅盾只有两首,分别是《我们在月光底下缓步》(1927.8.9[1]和《留别》(1927.8.12[2] 。此后写的《筑路歌》(1939)、《新新疆进行曲》(1939)、《题<游龙戏凤图>》(1941)、《给加拿大的文艺弟兄们》(1951)、《迅雷十月布昭苏》(1976)、《文艺春天之歌》(1979),由于充斥着大量口号和议论,在艺术上乏善可陈。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坚定支持者、新诗的倡导者,他的新诗创作为何如此之少?细究起来,他的新诗创作难以为继,或许可以在其新诗翻译现象中找出内在的症候。他的新诗翻译活动,是茅盾参与新文学运动的组成部分,而他参与新文学运动的意图主要在于促进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他的译诗活动带有浓厚的意图伦理色彩,而缺乏对诗歌肌理的考究和新诗文体建设的意识。从诗歌伦理态度的倡导到新诗文本肌理的创作实践之间,尚有很大的距离和空间。

    一、茅盾译诗的意图伦理

    中国白话诗和新诗的诞生,离不开异域诗歌的译介。而“韵文化的‘新学’,与思想界的关系,远比与诗坛的关系更为密切”。[3] 无论是黄遵宪发起的“诗界革命”,还是梁启超发起的“文界革命”,其革命动力都来自于异域的思想输入。因此,诗文译介大多着眼于社会变革,因而成为社会变革和民族进步的思想工具。
    客观地讲,茅盾的译诗活动的出发点是急时代之所需。 正如王哲甫所言:“中国的新文学尚在幼稚时期,没有雄宏伟大的作品可资借镜,所以翻译外国的作品,成了新文学运动的一种重要工作。”[4] 茅盾等人于1920年组织成立“文学研究会”以后,《小说月报》自从十二卷第一期(1921.1.10)即由茅盾接手编辑并彻底革新,实际上成为文学研究会的机关刊物。茅盾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第一号(1921.1.10)改革宣言中说:“研究文学哲理介绍文学流派虽为刻不容缓之事,而迻译西欧名著使读者得见某派面目之一斑,不起空中楼阁之憾,尤为重要。……写实主义在今日尚有切实介绍之必要,而同时非写实的文学亦应充其量输入。”[5] 改革一周年之际,茅盾在《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中再次强调文学翻译的重要性:“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尚在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呢?”[6] 茅盾对《小说月报》进行了锐意革新,翻译与介绍了大量外国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与文艺作品,包括古典主义、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自然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达达主义等,非常多元化。他主持的《小说月报》设置了“译丛”、“海外文坛消息”、“文艺丛谈”栏目,以及不固定的译介栏目,茅盾常常亲力亲为,从事翻译活动。以《小说月报》为例,19211月到192612月,发表的译作中俄国文学33种,法国文学27种,日本文学13种,英国文学8种,印度文学6种。[7]
    茅盾的诗歌翻译活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他在《译诗的一些意见》(1922)中说:“借此(外国诗的翻译)可以感发本国诗的革新。我们翻开各国文学史,常常看见译本的传入是本国文学史上一个新运动的导线;翻译诗的传入,至少在诗坛方面,要有这等的影响发生。”[8]“据这一点看来,译诗对本国文坛含有重大的意义;对于将有新兴文艺蹶起的民族,含有更重大的意义。这本不独译诗为然,一切文学作品的译本对于新的民族文学的蹶起,都是有间接的助力的;俄国、捷克、波兰等国的近代文学史都或多或少的证明了这个例。”[9]
    《茅盾译文全集》第8卷[10] 以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收录了茅盾1919年至1925年间翻译并发表于《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小说月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诗》、《文学》周刊等刊物上的诗歌32首。列表如下:
 
译文题目 原作者 原作国籍 发表报刊 发表时间 备注

 
Elizabeth JCootsworth 不详 《时事新报·学灯》 1919.9.30 原署译者:冰
日落
 
Evelyn Wells 不详 《时事新报·学灯》 1919.9.30 原署译者:冰
阿富汗的恋爱歌
 
  阿富汗 《小说月报》第12卷第7 1921.7.10 原署冯虚女士,从E.Rowys Mahero转译
海里的一口钟 戴默尔 德国 《民国日报·觉悟》 1921.9.4 原署沈雁冰重译,英语转译
我寻过……了 梅特林克 比利时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 1921.9.21 原署比国梅德林
夜夜
 
戴默尔 德国 《民国日报·觉悟》 1921.10.7 原署冯虚女士译
匈牙利国歌
 
裴多菲 匈牙利 《民国日报·觉悟》 1921.10.10 原署沈雁冰重译
杂译小民族诗(共十首)
 
土尔苛兰支、伊萨诃庚、恰夫恰瓦泽、洛顿斯奇、谢甫琴科、斯坦芳诺维支、散尔复维支、贝兹鲁奇、科诺普尼茨卡、阿斯尼克 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捷克、波兰 《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 1921.10.10 沈雁冰译
莫扰乱了女郎的灵魂 鲁内贝格 芬兰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11 1921.10.12 原署冯虚女士重译

 
鲁内贝格 芬兰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11 1921.10.12 原署冯虚女士重译
泪珠
 
鲁内贝格 芬兰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13 1921.10.26 原署冯虚译
“假如我是一个诗人” 巴士 瑞典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13 1921.10.26 原署冯虚译
乌克兰民歌
 
  乌克兰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14 1921.11.2 署冯虚译,从英文转译
无聊的人生
 
Jules Licmaine 法国 《民国日报·觉悟》 1921.11.4 署冯虚女士译
佛列息亚底歌唱 阿特博姆 瑞典 《民国日报·觉悟》 1921.11.11 署冯虚译
塞尔维亚底情歌
 
  塞尔维亚 《民国日报·妇女评论》第1820 1921.11.3012.14 署冯虚译
二部曲
 
繁特科维支 乌克兰 《诗》第1卷第1 1922.1.1 署沈雁冰译
永久
 
泰格奈尔 瑞典 《小说月报》第13卷第1 1922.1.10 署希真译
季候鸟
 
泰格奈尔 瑞典 《小说月报》第13卷第1 1922.1.10 署希真译
辞别我的七弦竖琴 泰格奈尔 瑞典 《小说月报》第13卷第1 1922.1.10 署希真译
东方的梦
 
肯塔尔 葡萄牙 《小说月报》第13卷第2 1922.2.10 署希真译,转译
什么东西的眼泪 肯塔尔 葡萄牙 《小说月报》第13卷第2 1922.2.10 署希真译,转译
在上帝的手里 肯塔尔 葡萄牙 《小说月报》第13卷第2 1922.2.10 署希真译,转译
浴的孩子
 
雷德贝里 瑞典 《小说月报》第13卷第2 1922.2.10 署希真译,转译
你的忧悒是你自己的 雷德贝里 瑞典 《小说月报》第13卷第2 1922.2.10 署希真译,转译
英雄包尔
 
阿兰尼 匈牙利 《小说月报》第13卷第5 1922.5.10 原署冬芬译
南斯拉夫民间恋歌(四首)   南斯拉夫 《诗》月刊第2卷第2 1923.5.15 署雁冰译,转译
歧路(选译)
 
泰戈尔 印度 《小说月报》第14卷第9 1923.9.10 署沈雁冰、郑振铎译
乌克兰的结婚歌   乌克兰 《文学》周刊第89 1923.9.24 署沈雁冰译
玛鲁森珈的婚礼   乌克兰 《文学周报》第170 1925.4.27 署玄译
花冠
 
  乌克兰 《文学周报》第174 1925.5.24 署雁冰译
乌克兰结婚歌   乌克兰 《文学周报》第185 1925.8.9 署沈雁冰译

    如果考察茅盾的角色自期,那么,在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翻译家等诸种角色之间,茅盾或许更重视革命家和思想家身份,文学家和翻译家的角色或许退后一些,而翻译则只是表达革命思想和文学思想的载体或工具。这跟“五四”时期思想启蒙、政治救亡、文学革命等主流价值观念有关。
    其实,诗歌翻译在茅盾的翻译活动中占据很小一个部分。《茅盾译文全集》共计10卷,诗歌只占其中第8卷不到一半的篇幅。茅盾的诗歌翻译与整个文学翻译活动一样,构成了新文学运动的有机部分。他的文学活动充满了政治意图伦理。他从来不会把文学活动当作文学本身,而只是把文学当做社会活动的一部分,人生活动的一部分。他一直崇尚“文学为人生”的主张。在茅盾看来,文学只是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而不是文学本身。他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中说:“自来一种新思想发生,一定先靠文学家做先锋队,借文学的描写手段和批评手段去‘振聋发聩’。”[11]“文学是为表现人生而作的。文学家所欲表现的人生,决不是一人一家的人生,乃是一社会一民族的人生”。 [12] 由于茅盾坚执文学的社会功能,他反对娱乐性的文学。他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3] 中严厉批驳了鸳鸯蝴蝶派。因为茅盾批评了鸳鸯蝴蝶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对茅盾施加压力,提出要诉讼《小说月报》破坏“礼拜六派”的声誉,并要求茅盾撰文道歉,遭到茅盾断然拒绝。这也反衬出茅盾坚定的“为人生”的文学立场。
应和着“为人生”的文学口号和人道主义思潮,“五四”时期的翻译运动也具有强烈的倾向性。新青年社和文学研究会都特别注重翻译与中国国情比较相似的俄国、印度等国文学以及弱小民族的文学,尤其是俄国文学的翻译与介绍被置于最醒目、最突出的位置。创作方法上,倾向于法国、俄国、波兰等国家的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关于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茅盾区分了“个人爱好”“个人研究”与“介绍给群众”的不同,同时特别强调文学翻译的“客观动机”,即“主观的爱好心而外,再加上一个‘足救时弊’的观念”。[14] 他一再表达他的文学为人生的主张:“我是倾向人生派的。我觉得文学作品除能给人欣赏而外,至少还需含有永久的人性,和对于理想世界的憧憬。我觉得一时代的文学是对一时代缺陷与腐败的抗议或纠正。我觉得创作者若非是全然和他的社会隔离的,若果也有社会的同情的话,他的创作自然而然不能不对社会的腐败抗议。我觉得翻译家若果深恶自身所居社会的腐败,人心的死寂,而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也是极应该而有益的事。”[15] “我极力主张译现代的写实主义的作品。”[16] 茅盾的翻译出发点跟创造社有所不同。创造社虽然也译介了现实主义文学、自然主义文学和启蒙主义文学,但更注重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颓废主义文学的译介。茅盾虽然也推崇浪漫主义诗人拜伦,但首先因为“拜伦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的诗人”,“中国现在正需要拜伦那样的富有反抗精神的人。”[17] 这与茅盾文学观念的现实关怀密切相关。
    茅盾策划了《俄国文学研究》、《法国文学研究》、《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太戈尔号》等专号或增刊,尤其可贵的是,特别注重译介俄国文学、苏联文学以及弱小民族文学的理论与作品。1921年出刊的《俄国文学研究》和《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即是最突出的代表。《小说月报》第十二卷号外《俄国文学研究》是《小说月报》革新以后第一个专号,也是中国文学史第一本集中译介俄国文学的专集。《小说月报》第12卷第10号(1921.10.10)系“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号”。在这一期专号里,茅盾亲自撰写引言和导论《被损害民族的文学背景的缩图》,介绍了这些被损害民族所运用的语言文字,阐释了波兰、捷克、芬兰、乌克兰、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的人种、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以及被损害民族的特性。他在《引言》里论述到为什么要研究被损害民族的文学:“凡被损害的民族的求正义求公道的呼声是真的正义真的公道,在榨床里榨过留下来的人性方是真正可宝贵的人性,不带强者色彩的人性。他们中被损害而向下的灵魂感动我们,因为我们自己亦悲伤我们同是不合理的传统思想与制度的牺牲者;他们中被损害而仍旧向上的灵魂更感动我们,因为由此我们更确信人性的砂砾里有精金,更确信前途的黑暗背后就是光明。”[18] 此专号里他发表了《杂译小民族诗(共十首)》。这十首诗歌分别来自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捷克、波兰的诗人土尔苛兰支、伊萨诃庚、恰夫恰瓦泽、洛顿斯奇、谢甫琴科、斯坦芳诺维支、散尔复维支、贝兹鲁奇、科诺普尼茨卡、阿斯尼克。
    翻译的这些诗歌,大多是民谣风格。反映民间生活的民谣和歌谣,除了上述《杂译小民族诗(共十首)》,还有《乌克兰民歌》、《佛列息亚底歌唱》、《塞尔维亚底情歌》、《南斯拉夫民间恋歌(四首)》、《乌克兰的结婚歌》、《玛鲁森珈的婚礼》、《花冠》、《乌克兰结婚歌》。在这些歌谣里,有的抒发反抗家庭包办、追求爱情自由的精神;有的表达对自然和灵魂的吟唱;有爱情的深情与执着,也有情人的离别与幽会;更有丰富多彩的民间婚礼与婚俗。还有的揭示了不平等的地位,表达劝善戒恶的宗教观念;有的表达了真挚的爱情与为民族而牺牲的关系;有的表达了在狱中对于祖国新生的渴望;有的在颓废基调里表达对人类的爱心;有的表达在坑道中做工的掘墓人的革命精神;有的表达了对于受压迫的底层农民同情。这些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现实关注精神和民粹主义色彩。歌颂民族解放的诗歌也占有很大比重,以《匈牙利国歌》和《英雄包尔》为代表。前者的作者裴多菲是匈牙利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被称为“匈牙利政治复活时代苏生精神的记录者,并且做了那精神的指导者。”[19] 《匈牙利国歌》唱出了反抗专制、呼唤民族独立自由的最强音!后者的作者是同裴多菲一样命运波折的裴多菲好友阿兰尼,诗中抒发了英雄包尔远离他的情人去参加战争,最后酿成了爱情悲剧。两首诗基调高昂,催人奋进!
    我们注意到,茅盾的诗歌翻译基本都是由英文转译(也称“重译”)过来的,很少从外语原文直接翻译成汉语诗歌。这种转译现象或许可以作为茅盾关注诗歌的社会意义甚于诗歌文体价值的佐证。如果从茅盾的外语熟练程度讲,他翻译英美诗歌作品应该更为精准一些,为何他避熟而就生,去转译一些弱小国家民族的作品?原因在于他的“文学为人生”的观念,在于“想借外国文学作品来抗议,来刺激将死的人心”。[20] 转译现象是中国翻译界在20世纪上半期的现象。那个时候熟悉并运用小语种的专家不多,对于弱小民族的文学作品的翻译,主要靠从英语版本转译。王友贵认为这是“意识形态支配翻译活动的结果”[21] ,这种现象被称为“弱国模式”。茅盾清醒地认识到“各宜根据原本,根据转译是不大靠得住的。”[22] 但事实上,茅盾的译诗几乎都是转译的非英语国家作品。
(待续)
 

[1] 茅盾:《茅盾全集·补遗》(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55页。
[2] 茅盾:《茅盾全集·补遗》(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256-257页。
[3] 张永芳:《试论晚清诗界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见龚书铎《近代中国与近代文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30页。
[4] 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载《民国丛书》第五编,上海书店据北平杰成书局1933年影印,第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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