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的曲有源和曲有源的诗歌

◎董辑



诗歌的曲有源和曲有源的诗歌


                                作者   董辑


     有三类作家的评论很难写。一类是经典的大作家,因为写他们的人太多,也因为这些作家本身太过宏大与丰富,对评论者来说,很难入手而且不容易写出新意;还有一类是争议性强的作家,这些作家因为其作品在内容和技术上太过于超前,或太过于偏离时代的的艺术审美与思想氛围,所以他们往往是摆在评论者桌子上的一道难题,是考验评论者评论良心与思想能力的试金石;还有一类作家,那就是那些与评论者相熟的作家们,尤其是和评论者有很多私人交往甚至感情沟通的作家,因为感情上的原因,评论者写起他们来总难做到心如止水和出语公允,评论之盐常常在不知不觉中被感情之水冲淡,最后激荡在文本里的往往是情感的波涛而不是思想的劲风。
      对我来说,写曲有源,上述三种困难都有,其中尤以第三种为最。第一,曲有源是经典诗人,从上世纪70年代算起,曲三十多年笔耕不辍,从省市一级的文学奖直到国家级的鲁迅文学奖纷纷揽入怀中,对吉林来说,曲有源是个能在文学史上占有篇章的诗人。第二,曲有源属于与我们这些后起的写诗者修养、经历、心境等都大为不同的那代人,他个人独特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经历使他拥有常人不具备的幽曲思路,所以他的诗风也多有变化,他的诗歌追求有他自己的特点,有许多是我们这一代和比我更小的70后80后们无法感受和深知的。第三,我与曲有源多有交往,看过他寒冬腊月在冰水中冬泳,也在他家吃过他烹制的精致菜肴,更在他温暖洁净的家中醉到人事不醒……曲有源是个长者、老师,帮助和指点过我,写他,笔总难找到真正的自由。
      勉为其难,但求问心无愧。

         诗歌的曲有源:中国诗歌的“先进工作者”


     曲有源1943年6月9日出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曲家窝棚。上世纪60年代中期,从省农机校毕业当上了国营兽医的曲有源开始写诗,70年代初,曲有源既因诗歌创作成绩卓异而被调入省城的省级文学刊物《吉林文艺》(后更名为《长春》,再更名为《作家》)做诗歌编辑,在编辑桌旁一坐就是30多年。曲有源退休前的主要工作经历只有两种:兽医与诗歌编辑。前者短到可以略过不提,后者长到足够影响文学史。
     “中国诗歌的先进工作者”,不但但是说他做诗歌编辑的时间超长,同样以诗歌编辑为职业、同样做过很长时间诗歌编辑的人也不在少数,为什么独有曲有源和其他几个著名编辑能够担得起“中国诗歌的先进工作者”这一光荣称号呢?
       超长时间服役使曲有源见证和参予了中国诗歌自文革结束后至今的光荣和梦想。曲从上世纪70年代初做诗歌编辑工作起,直到2003年退休,30多年来一直没有离开过中国诗歌的前线,并一直以一个编辑的良心和修养默默无闻的为中国诗歌大厦添砖加瓦,因为工作的稳定性和质量的突出,他的劳动已经上升到了现象的高度。
       曲有源的编辑生涯大致可以细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上世纪70年代初到文革结束,是曲有源编辑生涯的起跑阶段。在这一阶段,因为全国的文艺气候使然,曲有源自然也无法突破时代的局限,编辑工作只是尽本分而已,但在尽本分中,曲加深了对编辑工作的理解,丰富与强化了自己对诗歌的认识和热爱。
       曲编辑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文革结束,终止于曲因特殊原因暂别编辑岗位。在这一阶段,曲有源敏锐的感知到了时代的脉搏,不但用自己的创作回答时代的召唤,更通过有效的、有针对性的、充满洞见和魄力的编辑工作,尽其所能的在自己编辑的版面上接纳新诗歌的波翻浪卷。其中,尤以对朦胧诗及年轻作者、尤其是吉林青年诗人的关注、支持与付出为最。在这一阶段,曲有源在南宁诗会上打破陈规,率先为当时尚存有很大争议的朦胧诗鼓吹叫好;在《长春》编发“闪耀在吉林上空的新星”, 集束推出吉林青年诗人的诗歌炸弹;以作者和组织者的双重身份加入吉林最早的诗歌民刊《眼睛》;结交和支持以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的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等为主的吉林新锐诗人……吉林随笔作家、诗人孙文涛在有关文章中反复提及:如果说当时吉林存在有一个“东北诗人群”的话,其成型与拓展与曲有源的工作密不可分,这个结论是非常符合历史原貌的。
        第三阶段。这个阶段从曲有源上世纪80年代重回编辑岗位始,直到80年代结束。在这一时间段中,中国诗歌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继朦胧诗而起的以第三代诗人为主体的新诗潮运动越演越烈,中国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从审美取向到观念内涵,都出现了本质性的改变。西方现代派文学以降的先锋文学火种在1980年代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知识爆炸、文化启蒙的时代劲风的鼓吹下,在中国文学中燃起了熊熊的大火,这股创造之火,在诗歌中烧得最旺,火势之汹涌使绝大多数老派的诗人与作家或落荒而逃或望火兴叹。作为一个起步于文革时期,从那个时代的诗歌氛围中突围出来的过渡性诗人,曲有源不但没有拒绝新诗潮和新诗人,而是从改变自己做起,在自身创作与修养还有编辑工作两方面无保留的向新的诗歌美学和新的诗人群体敞开怀抱。这种敞开,对曲有源个人来说,是一种凤凰涅盘;对中国诗歌来说,是一曲福音。在这一阶段,曲有源以其扎实、目的性非常强的、坚决而又充满魄力的编辑工作,使第三代诗人及其他重要的新诗潮诗人得以出现在《作家》的堂皇版面上。曲有源更首创“诗人自选诗”这一编辑方法,以集束的更广阔更厚重更全面的方式有针对性的推出重要诗人、新锐诗人的阶段性力作,从而成功的推出了大量相关诗人和强有力的给诗坛以撞击并进而切入文学史。曲更以诗歌专号的形式用整本刊物的内容检阅中国诗坛,为那一阶段的中国诗歌和中国诗人搭建舞台,用他自己的眼光排出中国诗歌的方阵。他的这些工作,为《作家》一跃成为中国先锋、前卫文学的圣地,提供了极有说服力的诗歌支持。
        第四阶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横亘《作家》的两次改版,曲有源以自己的方式,以他的坚持和角度,为上世纪的中国诗歌画了一个曲氏风格的句号。他这一阶段的编辑工作,我个人认为,是曲编辑生涯中的最华彩篇章。
        随着1980年代的结束,中国诗歌的大海开始平静,并开始了持续的退潮,逐渐缩水为一片外观平静波澜不兴而内里潜流更加汹涌的远离大众和商业的小水面。在这种情形下,曲没有离诗歌而去,而是一直勇敢的追逐着中国诗歌这片暗含无尽变数的迷幻之水,逐水而居,暗怀使命,乐此不疲。在此阶段,曲用“诗人自选诗”和“吉林诗歌专辑”,对中国诗歌发言,这种发言很有效的使《作家》一直以桥头堡的形象耸立在中国诗歌的前沿阵地上,在上世纪90年代诗歌大退潮时期,为中国诗歌保留了一片弥足珍贵的绿洲。曲的劳动使经典诗人、经典诗歌、本地新人三股活水源源不断的流入《作家》,可以不夸张的说,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上世纪结束,曲有源以“作家自选诗”的方式编辑了一部加精版的中国诗歌史。对经典诗人与经典诗歌的慧眼识珠如一条红线贯穿曲此一阶段的编辑工作。当我们翻开几本以大事记的条分缕析方式总结上世纪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诗歌的书籍时,诸如某人在《作家》某期发表某某诗歌、某某诗歌于《作家》某期发表等等之类的文字会密集的闯入你的眼中。曲有源的价值,一个好的重要的诗歌编辑的价值,就这样春风化雨般的融进了中国文学史,这种成就,不是每一个编辑都能获得的。
        同时,曲还以他的方式,为吉林的诸多诗人推开了进入诗坛的大门。举凡王小妮、徐敬亚、吕贵品、宗仁发、于耀江、薛卫民、郭力家、邵春光、马辉、郁子、韩少君、李磊、冰妹(李冰梅、白瑜)、刘玉浦、孙学军、董辑,包括2000年以后回到吉林的张洪波等吉林或重要或现时段较比活跃的诗人都经曲有源之手登上《作家》的版面。在《作家》发表作品,对吉林诗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曲也许没有编发出他们最重要的作品,但却适时而有效的将一个进入诗坛的通行证发给了他们。这无疑是曲对吉林诗歌的重要贡献。
        许多年以来,曲有源一直是吉林诗人视野之中一个时明时暗但永不消失的焦点,聚合着吉林诗歌散在的光芒。曲的影响波及到吉林诗歌沙盘中每一粒散在的沙子,这种影响,客观上修正与促进了吉林诗人的诗写,使他们在对曲有源的或抗拒或亲近中,缓慢迂回的完成着自己的写作。许多年以来,在吉林,曲有源一直被大家称呼为曲老师,这种称呼甚至有点约定俗成和自然而然的意味,可见曲的影响之深入和不可撼动。
         当然了,曲的编辑工作是与《作家》这本杂志分不开的,《作家》是曲一展编辑身手的舞台,没有《作家》就不会有作为编辑家的曲有源,曲的编辑成就,离不开《作家》的几任主编尤其是80年代后期进入《作家》的宗仁发先生的支持与理解。正是因为宗的编辑思路和文学价值取向,打造出了《作家》总体氛围和气场,基于此,曲才能在中国诗歌的舞台上一展身手。
第五阶段,开始于《作家》的两次改刊直到曲退休。在这一阶段,中国文学又有了较大的变化,诗歌当然也不例外。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技术、思想与观念的各种变革天气一样的加入到中国诗歌的生长之中,更多的范式和理念,相继进入世纪之交的中国诗歌之中,作为已被称为老诗人的曲有源,仍然能对诗歌予以关注,在编发经典诗人的同时,接纳诗坛的各种新生力量,虽然诗歌已不再是大型综合性文学期刊的重点,还是能使诗歌成为《作家》的一个亮点,体现了曲有源作为一个编辑的功力、责任心和对诗歌的热爱。
          作为编辑的曲有源,除了在《作家》上实现其编辑意图,也尽可能的参与各种诗歌民刊的编辑工作,在各种官方和民间的诗歌活动中发光和出力。在这些无法一一列出的诗歌工作中,曲有源更细致入微的将自己融入中国诗歌的大背景中,一个“中国诗歌的先进工作者”,做到了与中国诗歌物我两忘、鱼水难分。

                 曲有源的诗歌:从敲击时代到演奏灵魂


          曲有源首先是一个诗人,其次才是一个编辑家,一个好的诗人,保证了他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诗歌编辑家。
          曲是一个很复杂的诗人,一来因为他创作量大,写有大量范式不一的诗歌;二是曲有源的诗歌,在风格、内容、题材、技巧语言等方面,变化很大。
          作为一个从文革时期走来的诗人,曲的诗歌之路先后穿越了文革时期诗歌、新时期诗歌、朦胧诗、以第三代诗人为主的新诗潮诗歌、90年代诗歌、新世纪之交带有新传媒新写作特点的中国诗歌,这些诗歌阶段无一例外的都在曲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或明或暗的改变他诗歌之路的走向。奇怪的是,曲在不同阶段都写有带有那一时段诗歌特点的诗歌,但曲却并没有让自己的诗歌停留在某一特定的阶段,而是一直蜿蜒向前,最后到达了被他称为“白话诗”的这一他个人诗写的高峰,他也进而拥有了面向更多风景和空间的诗歌能力。
         曲是在文革结束,中国当代诗歌的第一个解冻期一举成名的,那时侯他写一种强烈介入现实、执拗表达个人心愿、带有很强的“公共嗓音”特点的所谓的“政治抒情诗”。代表作是《打呼噜会议》《关于入党动机》《为了明天的回想》《并非恶意的想象》《……,不能这样做》《新时期的“造反”大军》等。在技术上他借鉴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楼梯式诗型,语言流利、自然、有力、具体,但总体上并没有脱离当时中国主流诗歌的艺术指向和氛围。曲当时与雷抒雁、叶文福并称中国三大政治抒情诗人,曲更有中国的马雅可夫斯基之誉。其实,这只是那一阶段曲诗歌写作的“正面”,面向社会的一面;曲诗歌写作的“背面”,个人内心的那一面,已经开始强烈呼应朦胧诗,语言与技艺上多有所改变。在曲的第一本诗集《爱的变奏》和第二本诗集《句号里的爱情》中,有很多诗歌,已不再是“政治抒情诗”,而是具有很强现代诗特点的抒情诗,具体表现为:技术上具有“现代派”手法,内容上注重书写自己的情绪、反映内心镜面的瞬间折光,思想取向更是与朦胧诗相近与相仿。
           作为从那一时代过来的诗人,曲有源很难完全坚决和快速的从“现实”“现实主义”全身而退,这使他在写出重要的“政治抒情诗”和“个人意义的小诗”的同时,还写下了许多带有文体绞杀痕迹的新型“叙事诗”,其中以《月光下的幽怨》和《句号里的爱情》为代表。这两首叙事诗虽然主体上与新中国以来的叙事诗处于同一空间,但曲有源的个人指纹与体温已开始影响诗歌的质地,并使这两首叙事诗找到了它们的文学史坐标。曲的这两首叙事诗,已注意将意识流、总体象征与局部象征、蒙太奇似的思路延展和碎片似的散点突入带入诗歌的肌质之中,并用刻意的抒情性和内心独白打破叙事的限制。同时,在局部强调想象的强度和密度,将变形与远距离比喻、暗示等手法融入叙事的总体框架之中,从而让文本尽可能的从人们熟知的叙事诗格局中跳脱出来。这两首诗在曲的总体创作中,并不为人多知,我个人仍认为它们是曲诗歌写作中很重要的两个“节点”。在写作这两首长篇叙事诗时,曲对其以前面向现实的外在式写作进行了一次有效的清理和去粗存精,在对原有写作资源和写作技术的穷尽和榨取中,曲终于得以告别以往的写作,从一个新的起点出发,开始其全新的诗歌之旅。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曲开始写后来被他自称为“白话诗”的带有鲜明曲有源特点的诗歌。这些诗大多篇幅短小,早期的若干作品还带有朦胧诗与第三代双重影响后的特点。但很快,曲的笔尖就刺入了他自己的领域,曲创作中延续至今的白话诗时期开始了。
我个人感觉,曲的所谓白话诗,其实只是取“自然、自由、自在、原创、原在、随手、随心”之意,并无心标榜一种语言上的风范,也与大众意义上的“白话”和文学史意义上的“白话”无关。它只是一种曲式的语感和诗意显现的方式,曲将之称为白话诗,透露的是他的散淡和自如。
             这是一些看似随意、随手但又暗藏玄机和讲求技法的小诗、短诗。在这些诗里,曲有源终于由社会退回到个人,由现实退回到语言,由在时代鼓面上大力敲击转为轻松自在的演奏灵魂的琴弦。曲将朦胧诗、第三代诗歌、外国现代诗、尤其是台湾若干诗人对他的影响综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强调汉语性,强调语言的魔术性、自然明朗的诗歌写作。他重视汉语的点石成金法,也就是古诗的所谓的炼字炼句;在诗意的呈现方式上,既有现代的隐喻、象征、暗示、反讽、戏说、解构和超现实,也有古典的以象托意,意在言外,不拘题材,主题泛化,一字成金,化用典故与成句等手法。这就使曲的这些诗既有现代色彩又与古韵暗通。如果说早年的曲诗是那种现实主义的强调主题的具象的大幅油画,那近些年来的曲诗就是一些重技巧重墨法重品位重格调以少胜多的的水墨小品。前者一览无余扑面而来,后者润物无声暗含禅机。因为写法的自由和对所谓主题的搁置和题材选择上的随意,曲白话诗中的许多诗竟能在不着力时打中穴位,在古典、现代、后现代中自由进出。这是他所谓的白话诗的一大特点。当然了,对汉语魔术性尤其是“起承转合”的过于强调使他的若干诗歌有匠气之嫌;不加指向的主题与不加限制的题材也或多或少的使他的诗歌显得随意,缺乏光泽;过于强调的的巧与灵还有近乎随意的联想与比拟也或多或少的降低了诗写的难度。与台湾若干诗人手艺的曲径通幽、异中求同也缩小了他诗歌的美学的辐射范围。这是我个人关于他“白话诗”的一点看法。

         附记:本文写于2006年8月,是为长春“新文化报”“文化标签”栏目写的一篇报纸特稿,兼有通讯和评论等的一些特点,但都失之表面和简略,总体上来说是一篇报纸文章,不是一篇文学评论或者诗评。好在蜻蜓点水般地触及到了曲有源先生的人和诗,对了解曲有源的人生经历和诗歌特点,多少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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