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稽 ⊙ 在温州,登池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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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养宗|物我同在的平等虚构

◎王孝稽



    九十年代诗歌的一个突出缺憾就是语言中自我意识对存在物的肆意霸占,跨世纪后,随着多维文化对汉诗的超储积累,也随着汉语诗歌自身文本实验的进一步演化,诗歌文本中那种人为的物我之间的紧张关系终于缓和了下来。诗人们在写作中对存在物的处理终于让出了应有的位置,语言的霸占欲收敛了,事物与自我出现了“心平气和”的良性对应。我在读王孝稽的诗歌中,也有着这种印象。

    王孝稽的诗歌在取材上属于日常事物拾零的那种。题材多不宏大,气势也不超拔,但他会在貌似平静的描述中突然造成让人悬空的感觉,诗歌在那里一下子有了拐弯,转入暗处,或者凸现;使不经意描写的事物与内心的关系有了幻化的色彩,在平实之中透露出了歧义的性质。让人感到他在前面所罗列的甚至有点庸常的物件、场景等,原来都作为精神的第二背景储备着,一首诗歌所谓的意义在此时有了晃动感,有了“开”与“合”的转换关系。

    他在《汽车进入小镇》一诗中描绘了自己坐在车上进入“小镇”的情景,车窗外“是灰白色的大棚,这里有充足的二氧化碳、水/和阳光。这里有人间少有的温暖/……这么多年/一个卑琐的男人远离了蔬菜/远离了泥土,远离了春暖花开”。那是一种亲切的陌生,肉体的远与精神的近,一种常见的被隔离的事实。接着他这样写:“我害怕所有的旅客都会提前走掉/留下一地的灰尘、纸屑。留下一个肉体/最后无法入眠”。诗歌中的悬空感立即出现,一种虚幻开的隔离将场景的在与不在得到了互换,中间的“得到”与“失去”,存在着多向感悟的意味。在这里,他的诗歌语言并没有去强迫事物就范,而只是通过一个假设,顺着场景的自然生成,使现实与虚无,内心世界与外界事物得到了和平过度。这种虚设与事象是吻合的,既自然又凛冽,没有这一个覆盖掉那一个的强权语法。

    按理说,以日常非诗性事物入诗,让主体面目混同于屑小事物的写法,很容易落入后现代口语诗歌表现日常生活“非人”状态的俗套,但王孝稽却着重于注意“屑小事物”的幻化处理,使他的诗歌在写作意识上又归入严肃诗歌的正道上来。现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物与我在诗歌中的同属一体及平等对应,两者的关系在诗歌中不是主次的或者前后的,而是逻辑的以及相互流动的,它们构成了一种“同在的虚构”,即事象与本我之间的异质对应,共生与对称,没有谁强制谁的问题。王孝稽的诗歌《旅馆》,显示了这个特点。

    所有的钢管,并不在乎水滴
    最终是否落到主人的盆中。
    多么真实的一滴水,从天花板
    滴进我的脖颈。

    在诗中,通过水管中长期渗漏于我脖颈上的一滴水的事象,凸现出“水滴”不在意的“我”与“我”所在意的“水滴”的悖论关系。使“我在一滴水里睡得太久。/我的身体注定湿气过重!”在“我在”与“物在”之间,水因为了我的存在,而仿佛也有了自己固定的方向感。我也因为水滴的出现与它有了某种挥之不去的生命纠缠,两者在诗歌中的对等关系,物我仿佛成了两个人的对峙。“——这样的墙,已经悄无声息/蒙上一层水汽。30年了,我突然想到/翻墙而出。”诗歌的题目叫《旅馆》,其实它是一个生命的居所,是人对禁锢下的一种呻吟。两者在同一环境中的这一事实,既是现实也潜在着虚幻的性质,为什么是一滴水,而又是这种方位,好象在这间房子里,这是“我”必然的命运。水与我在诗歌中成了两个平行体,即相互依托,又互为事象的对立双方,它的幻象性油然而生,使一种日常生活现象产生出魔镜般多元,多解,含混的深度。

    另一首《铁轨永远有一个远方》中写了乘客与列车的关系,“火车刹住的‘远方’,很具体/——一些乘客下车后,站台/另一些乘客,继续挤上这趟列车。”一个本来很平常的事象,一经点出来后,反而使我们有了严重的模糊感。列车是一个整体,乘客则是无数个破碎的个体,随着列车的停靠与乘客的上下,便有了“‘家’或‘旅馆’或‘旅途’的区别”。而‘我’,也不知是当中的哪一种。当‘我’想理清这一切时,“另一列匆忙的火车,在远方/逐渐向我的身体靠近。”诗歌中的事象极象一个寓言,却带来了整体的惶惑。在这一首诗歌中,我与整体的物象若即若离,在整体的含混中又突出了个体在整体中的“脱轨”,在整体虚构中个人好象是清醒的,但作为整体的“列车”却有着非常的虚幻性。个体的持疑道出了整体的破碎性,使个体与整体的虚构在诗歌既反差又平衡可信。

    作为一个多维的时代,主体的破碎是必然的,各要素的不相融合性,在我们的意识里布满了碎片,使我们所看到的真实更多的由属于零碎的偶然事件组成。“个人的意识必须被认为是信仰的断片和形形色色的活动的一种聚合物。”(克拉考尔)王孝稽的诗歌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永嘉就在他的脚下/却不能遏制‘淡乎寡味’的环境。”“他本想学鸟叫几声的,他显出了无奈。”(王孝稽:《在温州,登池上楼》)他的诗歌意识开始关心存在与虚幻的关系,在他诗歌中那些被置换的事象与场景,使他的作品呈现出对现实认识深度隐喻的、多向度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失控感,给阅读留下了多重性的“空洞”。而他在文字中形成的坼裂,则多通过事象自身的“裂缝”而展开,顺藤摸瓜般在我与物之间同等虚构,使“我说”统一于“物说”,让事物的丰富性与内心世界的真实得到客观对应。使诗歌写作成为一种我与世界之间的在场者和见证者。
                                                      2005/3/31
                                                     (文/汤养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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