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孝稽 ⊙ 在温州,登池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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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崎:诗,是我的本能和一生所向的极致

◎王孝稽








王孝稽:你于1991年第四期《诗刊》的组诗《乡村:现代的三原色》,大家在交谈时经常提起它,你是否把它看作你早期的代表作?你是如何看待你早期诗作的?

高  崎:确切地说,我的早期诗作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于浙江大学期间所写的作品。可惜,它们(含它们声音的烙印)已在一次料想不到的火燹里失去。而《乡村:现代的三原色》,属于我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作品。——由于《诗刊》倡导切近现实的诗作,我只不过试尝使用现代派手法去写作乡土诗。实际上,这类诗歌并不是我诗歌写作的全部。它只是对现代技巧演绎的某种形式,但与我的写作理念,存在一个距离。
不过,这里有个插曲。《乡村:现代的三原色》经《诗刊》的责任编辑王燕生编发以后,该刊的另一编辑梅绍静突然来信赞赏,称“感觉很好”,主动邀我向她寄稿。——当时,作为一个边远地带的荒芜的诗人,对习作已激起别人(陌生者,特别是著名的陌生者)的情不自禁的“重视”,其心情是敏感的,必然“心存感激”的。——尽管我在沉着地劳动,陌生者在索取。我因此感恩。这是当年写作状态的悖论之一,多么莫名其妙,多么幸福。

王孝稽:最近认真拜读了你诗歌的,我发现你的作品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基本遵从着某种语言的惯性和无比冷隽的词语操力展开叙述。在你的叙述过程中,我还发现你对遣词造句的偏好。你能总结这种偏好吗?

高  崎:你实际是要我谈的是诗与语言的见解。这也是许多评论家、学者对我的诗歌的首要看法:“高崎追求语言的绝对价值”。不过,毫不稀奇,这仅是我对诗歌写作的理念引起的行为之一。关于这点,我不如请出已经成名的评论家苏珊•桑塔格的话作为我的回答:“创造更加含蓄微妙的、更多狼吞虎咽的了解、同情和阻止人受伤害的方法。这是个形容词(按:语言的单元)的问题。这就是重点所在。”这句话,已说明“语言”这一诗歌论述(或者说表达)的工具,是我们诗人(不仅是我的偏好)写作为什么是先决条件,并且还是“重点所在”。
此外,用某种叙事带来质感、骨肉感或触感构成了时间全部过程的动静,还有哲学味觉,这也是写作者的语言,即语言的另类。

王孝稽:曾从你一本散文集的后记里看到这样一句话:“我对散文及其它写作,始终存在着批评意识。”我想你这种自我文本的批评意识对你的写作一定产生过一定的推动。你能具体谈谈吗?

高  崎:我所谓的批评意识,是指两个方面,或更多方面。我其实是对他人(包括巨匠)的作品的不满,也对自身作品的不断不满。以美术界作为可视的例子,如果塞尚、达利或毕加索之辈仅仅满足传统教导的绘画原则与手数,不兴起空前的批评意识,他们笔下的东西将是作为自以为是的追随者的、而不是敢于如履薄冰的前卫者的面貌了。可以说,任何的创作,必须有批评的意识,甚至还要予以最大胆和最狂妄的,这才构成一个作家对“原创”的渴望。原创,——类似风/疯(?)——极具锐利,是无法被以往的艺术世界及其规则所填满的。

王孝稽:你曾对前卫一词这样解释过:这是一个火药味甚浓的凯歌里的一个需要“摸爬滚打”的名词。请问这里的“摸爬滚打”具体指什么?

高  崎:说明“前卫”已经不可能是文学时尚的首饰——一种少女永远的挂物的晃动感——而是需要作者为了艺术的极致而作一次次的颠覆。这样,在写作上,没有比“颠覆”这个动词与“摸爬滚打”如此接近过。它体现了前卫的姿态:艰辛如此。

王孝稽:你曾给文本的重要性打过这样比喻:“父母到底欠子女什么?有一个答案合乎一种人文的关怀:其实什么也不欠,就只欠把好的道德交给子女。同样的,天使也可以这样询问:作家到底欠文本什么?其实什么也不欠,就只欠将好的品质给文本。”那么一首好的诗歌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

高  崎:品质,存在共性与个性的。我反复地以为过,诗歌有她的本义,也就是最优秀的品质:自由。
敢于自由。去深刻了解这四个汉字内藏的动量,并且允许你的天才去延伸、发明。

王孝稽:你曾在第一本诗集《複眼》里呈上这样的献词:“我首先要感谢不着重署名而敢于打开这本书的读者朋友们,我就相信,我的诗和现代抒情的奇迹,会引起你进一步读下去的勇气!”抒情的奇迹,在你的诗歌里确实出现了,但有人认为在这个日益理性和冷漠的时代,“抒情”面对我们现在这个颇为复杂的社会,是无力的,是柔软的。你怎么看待这个观点?

高  崎:如果谁认为在日益理性和冷漠的时代,“抒情”是无力、柔软的,我怀疑这个论者对抒情的理解是否充分。抒情是复杂的物化现象,同样具有理性、温度、巫和力量的。“冷抒情”就是它的形式之一。其内在的峻峭与硬度,不是可凭现存社会的“复杂”可以被粉碎或融化的。说到底,不只诗歌,整个文学的功能,在帝王面前,虽然没有巨大物质或仆人可以支撑,但是它们可以用自己意味的声音喝道:“别挡住我的阳光。”过去、现在、将来,有一种抒情,都具有这种卑视世界与灵魂暗部的力。

王孝稽:你的诗集《征服》曾获过浙江省作家协会2000年至2002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你是如何看待这些奖项的?你能谈谈《征服》作品的哪些特点赢得了评委的赞同?

高  崎:我更看重的是,如何用一生的才质、血性、创造力或虚怀,将文本的内质推向极致。只要坚持如此,任何作者将赢得文本于艺术史与社会学上价值的承认。这些堂皇又并不虚无的话,不是对我的著作这样预见,世界文学艺术史上对这一论断已经作出许多次的肯定,即使个别大师在身前备受着俗世的风凉与冷酷。

王孝稽:“……现在是,这个沙滩坚决与大海为邻。”这样的环境是否决定了你写作方向和心境?与你交谈,不得不谈到你的18年蛰居乡下的创作环境。你愿意具体谈谈吗?

高  崎:我的写作一部分与环境有关——所以我愿意长期在“大自然的腹部”作为寓所;更是与有知与无知密切相关。在写作上,我只干了两种职业:淘金者与炼金士。对于我于18年——用一个诗友戏言,比抗战年限的两倍还长——深入在艰辛的乡下,一步也没跨出去。不用说乡下的那些可以预感的难处,单举一点:至少说饮水条件,田野当中的带有剧毒农药残余的池水,我必须无条件饮用!即便如此,我如此坚守着18年。——评论者往往忽视了我写作历程这个年数内在致力的涵盖量。我已经说过,这不仅是为了脱俗,还为了专注。没料到,一个网友对这件事还有微词。所以,我想说,坐者不要过于置评站者的如何原委。让你与同样漫长地“站”一次,然后,再去动你的舌头,——你才知道“毅力”,不是靠本身脱离球赛而轻率地抨击贝克汉姆一次点球的败笔然后随口可以唾沫的。灿烂的贝克汉姆是热爱过自己的毅力。当然,我是首肯自己的毅力。许多真正的朋友也是非常支持着我的毅力。

王孝稽:您觉得生活经历对您的诗歌美学倾向有影响吗?

高  崎:诗歌美学倾向是取决于诗人本身的审美资质和写作理念。倒是这一切,会移动你的生活位置,产生文学意志与追求,懂得应该对世界(包括精神与物质的世界)要汲取什么,不必要争取什么。

王孝稽:可不可以谈谈您诗歌创作的历程以及其中的发展和变化?
高  崎:仔细回顾了创作历程,最大的变化是,让我明确写作,如同伟大的天空,充满迷幻、多维与广度。写作可以分为内在写作与外在写作。对“自己”,“异质化”,“意绪”,“细节”,“胆量”,“错位”,“象”,“反讽”,“蛇”,“挽歌”,“皮刺摩斯与提斯帕”,“罪与罚”,“变形”,“歧义”,“炼金术”,“智慧工程”等这一系列词藻并不再是词的本身,已经知道它们除了各自肉体以外,同样存在心跳与幽灵、及其全部的暗示。然而,更令人刺激的是,它还允许诗歌(包括文学)建设者肆无忌惮的努力。没有宙斯和缪司对他们召唤。他们都自觉地挥铲。——“寻找具有你自己特色的叙述和坚持;即使说,寻找你自己的内心自由”(桑塔格语)。——所以,变化,就是在这种一铲又一铲地企图的实施里,构成了“发展”。
可以表明,在我跨年度的作品系列里,已予以证实。

王孝稽: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应该出过4部诗集了,但在你的诗集里,很难找到你发表在诸如《诗刊》《星星诗刊》《诗歌月刊》《诗神》《江南》等刊物上的作品。你为什么不让那些作品出现在你的作品集里?

高  崎:编选与发表有时是两码事。因为我在文集与发稿上,对作品有不同的取舍。我极其“精品”意识。没有闲人替我的作品吆喝,只有让作品的内质与时间较量。时间,是诗人的先导,与诱惑力。

王孝稽:谢冕、张炯、沈泽宜、西川、庞培、柯平、黑陶、李郁葱、江一郎、力虹、沈健、蒋登科等国内诗人、诗评家对你的作品有过评论。力虹曾在《诗周末论坛》这样评价你:“我们不能如此长时间无视高崎在浙江诗界,乃至中国诗坛的存在。他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稀少的神性的显现。”那你自己是如何看待这些评价的?

高  崎:关于对我的作品评价,在2000年5月,我说过一句更为自信的话:“多种评价会源于作品生存与价值的客观,还会频频传来的,即使会在若干年以后。”的确如此,这些年来,特别是上述优秀的学者、评论家与诗人,远在天壤,与我素昧平生,他们可以完全不需要把一个没有任何权力与荣耀背景的我加以无原则的阿谀。他们都是比我更自信的文学中坚,但是可贵的是,他们是纯正的读者与写者,他们不管其它,只从本人的文本加以判断与批评,论及我的作品引起他们的“阅读震撼”(原话如此),其散文诗“绝对是一流的”(均见《浙江文坛》论文);甚至将本人称为“中国的阿拉贡”(庞培语)或“东部昌耀”(柯平语)。我可以谦逊与羞愧。我的理智使然,不会为此沾沾自喜。我只是从中感悟到一点:真心地对诗歌创作的极致的企图与投入,总会有对应物的回报的。
实际上,对我所喜悦的评价是,一个读者特地赶来求购十本我的诗集,一本留给自己,九本分给情人和朋友。反而这点事,对我的前行有更深的促动。

王孝稽:经常听你谈起希尼、叶芝、博尔赫斯、聂鲁达等国外诗人作品,那你最喜欢的外国诗人是谁?你的诗歌受谁的影响最大?

高  崎:你罗列的那些声名显赫的诗人是“听我谈起”,并不确切。我不只热爱你所提及的那些人云亦云的大诗人的杰作;而且,我还热爱着甚至只写下一行诸如“一阵回想。如同分期清偿般断断续续的雷声”、“那动作很像一只牛蛙……/以为摆满熟物的餐桌上竟有什么复活”的杰出诗句的那些处于世界角落的诗人。因为局限于喜欢与借鉴人云亦云的大师之作,如同校园孩子共同温习人手一册的教科书,其好处与坏处同样明显的。

王孝稽:能够谈谈您的读书经历吗?也许这样更能让大家了解到一个立体的诗人。

高  崎:由于我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有了体验。我赞同这一说法:“大学唯一的好处,学会了自己钻研。”因此,我的读书方法,是钻研——悟,尽量地悟。我钻研的文本比较广泛:从各种经典,曲艺,命名的神秘学,到“纯粹论”之类的版本,然后悟出其使用的出路。它比背诵浮泛的说教,来得具体与实用。

王孝稽:最近你也触网了,你是如何看待网络写手的?

高  崎:网络文本必然有分类的:一种是将自己历经时间沉淀的佳作,推向网上;另一种是信手涂鸦式的速成品。——不一定每位写手都是倚马可待的天才,所以,欲速,与浮躁无疑,总不是对文学贡献应有的责任。


王孝稽:你的诗歌有一种南方所具有的“气场”,那沉重的“气场”往往在诗句间扩散。比如你在《一个火车站的夜晚》,你这样写道:“那时候,冬天很深,南方树木茂盛/我内心干燥得很/已经没有一点滴负面的声音”,还有你的长诗《变异》《顶点》,进行了这种“树木茂盛”与“内心干燥”的较量。你的诗歌呈现出的内在质地应该是喧嚣的、巨响的、征服的、挣扎的、冲击的、蜕变的,对命运,对环境,对人生,都是如此。请问你的作品是否受了某种因素或宗教或哲学的影响?

高  崎:实际上,我的写作除了上述涉及的理念外,我还对自己的长诗写作给予较多哲学上的专注。已有的评论者往往对我的特异语言——有人称“魔幻般力量的语言”——予以肯定,并不太多地涉及我在写作上更多意义与行为的全部意指。这是一个明显的忽视。我在后来(以1978年为界限的写作),基于对诗的本义的这一目的,进行持久的反思与努力,并且也关注与理解着国内外的诗歌经验及其相应的代表作。我觉得,中国诗界的一些分派、内讧、争嚷、获利,置于整个世界文学史上,将是可笑又堪怜的幼稚病。写作,从来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的使命必须“创新”。所以,冷静,清醒,原创,这三则倒是我如果建筑精湛作品所需要的哲学信条。

王孝稽:最后问你一个问题,诗歌给你的生命带来了什么?

高  崎:充实。“1”若是生命的全部,“9/10”是诗歌等的写作,我允许这样的减法。那么,“1/10”只能用来休眠。
是的,一个侨民说,“许多事物是金钱买不到的。”生命的确有限。“一”作为人的生命的意象,是那么的贴切与耐味。据此,让才华,物有所用;同时,可以权作献给惟一的父母和妻子,三个儿子,以及愿意接近这些才华的全部人们,和他们的感慨的鞯具。毕竟它向诗——“一种宗教”(谢冕语)——给予了我的付出。

2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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