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各 ⊙ 马各诗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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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读书这个事

◎马各





我们中国人有一种读书的“迷信”,这个传统可能来自于古代读书做官的进身之阶,在科举时代,“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种对读书的迷信,其实并不是单纯对知识的追求,更多夹杂着的是对知识背后的通往权力之路的追求,“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如果换成“万般皆下品,唯有权力高”,就更恰当了。

与对读书的“迷信”对应的,又有一种“反智主义”的倾向。什么“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什么“知识越多越反动”;又如一些粗鲁没有教养的行为反而会被认为是什么“性情中人”,对这个词简直是让人感觉莫名其妙;而最典型的反智倾向恐怕是很多人的一种投机取巧的心理,人人都自认为自己是聪明人,无需经过什么理论的学习就可以获得常人难以企及的智慧,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反智主义”的倾向和人性本身对自己不能理解、无法把握的东西天然的敌视有关,这是普遍的,而在我们传统的环境中,这种倾向的造成,又和知识本身所象征的权力有关,因为知识通向的是权力,这种倾向实际上又是一种对自己得不到的东西的嫉妒和仇恨的心理,所以对读书的“迷信”和对知识的敌视,实际上是同一件东西的两面,所谓一体两面,其心理实质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读书或许真的太重要了,在科举时代,读书可以说是我们平民百姓唯一的进身之阶,哪怕是到了现在,曾经的高考也是老百姓们改变自己命运的最佳的机会,而当社会更加开放之后,社会的上下流动的渠道相对来说更加多元的时候,读书的“价值”相应就下降了不少,而在学历的价值已经被严重稀释的今天,甚至“读书无用论”这样一种极端的说法也开始流传开来。但是,对“读书”的迷信毕竟作为我们中国人长久以来的一种传统,在现今仍旧有广泛的市场,就如很少有父母是不重视孩子的学业的。

说到读书,本人真的是自惭形秽,从少年时期开始,除了教科书,我就很少读过其他书,除了家里一些少得可怜的连环画,至今已完全没有记忆。而真正让我有记忆的一些书,是在初中开始读的一些《读者文摘》这样的三俗杂志,哎呀,说起来真让人惭愧。当时又流行一本叫做《文化苦旅》的书,读这本书其他没学到,倒是学会了一些文人的附庸风雅和无病呻吟,对于我这样涉世未深的无知少年,这也不算什么特别奇怪的事。当然我也听说过许多中国古典名著和世界名著的大名,冲着这些名头我也去读了一些,但似乎除了水浒和三国,其他的书真的让人完全读不下去,特别是一些外国的文学名著,真的让我感觉到不知所云,并且我读水浒和三国,也完全没有读出所谓名著的深刻内涵,我只是把它当成故事会来看的,除此之外,我并没有体会到任何其他东西。除了这些文学名著,我更感兴趣的可能是一些历史读物,比如《中国通史》是读过一些,这也让我产生对历史的最初的一些兴趣,但这些兴趣很快被繁重的学业所压抑住。除去这些之外,从高中开始,我读过一些小说杂志,相比于那些著名小说,反倒这些与当下的生活有共通感的故事,更加吸引我,读这些小说我记得体会到了一些很微妙的东西,也说不清楚是什么,小说是讲故事,故事通常和人生相关,可能是这种不同人的人生故事吸引了我,人生的某种神秘感和不可捉摸,这或许就是所谓最初的“文学启蒙”。

从大学开始,我开始对诗歌产生了兴趣,当时正兴起互联网,可能和“网络诗歌”的兴起有关。之前我读过一些朦胧诗比如汪国真、舒婷这些人的作品,在这段时间,我读了不少诗歌读物,最初是海子的诗,诗人的传奇人生和那种凌空虚蹈的诗风吸引了我,我开始学着写诗。后来我又读到了于坚的诗,开始接触到了所谓的口语诗,确实,这些诗让我感觉到开启了一个新世界,那种坚实的、可触摸的质感很合我的胃口,最初读到那首《尚义街六号》就是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之后我又读到了许多当代诗人的诗,比如韩东、杨黎等人的作品,韩东的诗让人感觉到语言的节制所带来的克制的力量,杨黎的所谓的“废话诗”怎么说呢,废话和诗,应该说是语言的两种极端糅合在了一起,这不能不让人惊讶,废话中如何会有诗意?这是一种完全的克制吗?克制了在诗中说的欲望?废话和诗本就是一种荒诞的结合,语言的言之无物或者说所说的无意义所带来的荒诞感,是对语言所代表的确定的世界的一种嘲讽,它指向了更多的可能性,诗意或许就在这里,那首名叫《打炮》的组诗可能是一种极致。这里无意论诗,只是简单地提及自己读诗的经历,读书或者读诗在此时给我最大的启蒙可能就是:一本书只有在它对每个人个人的世界有所触动的时候,它才有意义,书的意义在于敞开世界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给出答案。

这种可能性把我引向了更多的东西,比如哲学,但是我读过的书真的很少很少,所以对读书高谈阔论,自己都觉得有点滑稽。我为什么要写读书这个事,是因为我的老婆大人给小孩买了几乎一屋子的书,我时常对她说:小孩子没必要读太多的书,我自己就很少读书,当然我也根本就不是个什么好榜样,但我自己确实觉得,读书并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事。她就说,小孩喜欢读书,总比打游戏好吧,很多小孩连一页书都翻不下去。我一时竟无言以对,但读书是个好事吗,不见得。这里举个例子,我说,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故事,说清朝末年,英国军舰开进长江口和清军在打仗,老百姓们在江边围观看热闹,不时还指指点点,相互说笑,就和在市井看人打架一样,我问她:你对此什么感觉?她脱口而出:愚昧。这就让人很奇怪,对于清朝的老百姓来说,洋人和清军打仗,那是他们皇帝家的事情,本就和他们无关,“肉食者谋之”,这本就是人之常情、常理,所以这些老百姓是按常识、常情、常理来指引生活的,而他们之所以可以做到这样,正是因为他们没读过什么书,是“自然”地活着,这种常识保护了他们,使他们免于成为皇帝家的炮灰,避免了他们为别人的事情卖命,这怎么能说是愚昧呢?而一个人对这件事情脱口而出:愚昧。这种观念并不是来自于常识,而是来自于“读书”,这就是为什么,没读过书的清朝的老百姓可以如此“明智”,而今天普遍受教育的时代,却有如此众多想皇帝所想,急皇帝所急的“良民”,尤其是在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人群当中。

这里所说的就是,任何一本书或者说知识,如果它取代常识、常情、常理,取代了最基本的现实感,这就是一种洗脑,知识当然不仅仅是常识,就如地球绕着太阳转这是一种知识,但这种知识并不能否定生活中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的这个切切实实的日常感觉,知识所建构的世界并不能取代人的现实生活,人应该按照自己当下真实的体验去生活而不是按照知识和书本所建构的世界去生活。一个人看到喜马拉雅山,应该注重的就是它当下给你的真实的体验,而不是知识所构建的世界第一高峰这样的概念。日常感觉、常识它在长久的时间里保护了人类的生存,它是在长久的自然生活中所形成的,有它深刻的道理在里面,就如它保护了那些围观的清国老百姓,所以一个人首先应该按照常识、常情去生活,只有当这种常识和常情与现实产生了矛盾,我们才有必要求助于知识。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读书并不见得是什么好事情,尤其是对读书的迷信,我们所说的书呆子就是这类人,比如一说到去西藏,很多人就会说:这是去净化心灵啊,哎呀,这是谁告诉你的,我就是去避暑的不行吗?这种所谓的净化心灵就是书所建构的一种不知所云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最典型的洗脑,强行净化心灵这就成了一种附庸风雅、十分滑稽的东西,我们感觉到什么就是什么,重要的是自己感觉到什么而不是别人感觉到什么或者书本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感觉,我没有感觉到什么净化心灵,就是没有,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别人或许有,但与我无关。

 

维特根斯坦在他的《伦理学演讲》中有这样一些话:“在任何绝对的意义上,一切命题都不是崇高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我们所使用的词,正如我们在科学上使用的一样,是唯一能包含和传达意味和意义,即自然的意味和意义的容器。如果伦理学是某种东西的话,那么它是超自然的,而我们的词只表达事实。”“我只能通过比喻来描述我的情感,即如果一个人能够写出一本确实是关于伦理学的伦理学著作,这部著作就会一下子爆炸毁灭世界上所有其他著作。”

一上来就引用这些“不说人话”的语句,这里我用通俗的话翻译一下,其实他在这里说的就是:不可能有真正关于伦理学的著作,既然没有,那么一切著作或者说知识都是关于事实的描述,所以“一切命题都不是崇高的、重要的或者不重要的”,因为事实并没有等级和层次上的质的区别。那么由此来说,一个人哪怕知道了所有的事实,通读了所有的书,这并不能提升他在人格上的层次和等级,以把自己与其他人区分开来,因为后者是关于价值的领域。所以在这里引用这段话,是给那些把读书或者知识当作附庸风雅、以资炫耀的大小文青们看的,这种心理在“读书人”中是大有人在的,要不然你无法解释那些“恭喜你,答对了”的节目能如此广泛流行的原因,最滑稽的是如今有些学了点现代科学知识的人看到古人的某种“无知”所产生那种莫名的优越感,并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读书并不一定就能使人“明智”,就如我上面举的那些可能根本就不认识字的清朝老百姓和如今那些受过“系统教育“的人的对比,实际上究竟愚昧的是谁,这还是个问题呢。

书它提供给人的无非就是信息,而信息无非可以分为两类,第一,关于世界的事实的东西,即知识;第二,关于对待世界的态度,即价值的问题,我们通常所说的世界观就是这样的东西。读书可以让人认识到世界的一些事实,一个人知道这些事实或者拥有某些知识和技能,就可以获取更好的生存条件,但读书并不能教会人关于价值问题上的真理,而所谓“不可能有真正关于伦理学的著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读书可以使人的价值问题得到解决,那么这个世界上的所有问题应该全部都能迎刃而解或者说不成其问题了,因为人的最终问题还是人应该怎么活的问题,所以,“如果一个人能够写出一本确实是关于伦理学的伦理学著作,这部著作就会一下子爆炸毁灭世界上所有其他著作。”因为如果找到了价值的真理,则意味着人应该怎么活这个最终的问题即人生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伦理的领域,人至今所得到的一个最接近真理的答案可能就是自由,而自由并不是一种积极的规定,而是一种消极的规定,自由也就意味着没有一个最终的标准答案,或者说它从根本上否定了一种积极的规定的可能,因为一种积极的规定一旦被确定下来,则意味着其他可能性的被否定,确定性也就意味着没有自由。维氏说:对不可说的,应该保持沉默,这种沉默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为了避免一种知识的确定性。

无论一个人获取了多少知识,知道了多少事实,但问题最终还是要回到每个人的人生问题之上,即实践的问题之上,而人生问题的答案并不在知识所建构的世界中,而在于每个人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的生命体验之中,一个人依据什么样的准则去生活、去经历自己的人生,一个人在自己的人生中实现了什么样的意义,这才是最终的问题所在,而这些东西只能通过对自己生命的体验和察觉,通过思考本身去解答,这些问题不仅无法通过读书来解决,也无法通过他人来获取帮助,在这个意义人是真正的孤立无援的无助,而这种由孤独而来的独立本身,或许正是人这种存在者的价值所在,在于由这种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而来的神秘之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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