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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词语找到的人——论张执浩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

◎纳兰容若



                                           被词语找到的人
                                                              ——论张执浩的诗集《高原上的野花》
 
        一个成熟的诗人总是在不断地更新自己的诗学观念、更新着语言。就像一个人抵达了远方,而不忘追问为何出发。
       在张执浩《高原上的野花》的诗集里,第一首《写诗是……》就探讨了诗学的问题。这首诗写于2017年,且被放在了这部诗集的第一页,可见这首诗的分量。这首诗不解决如何写和写什么的问题,而是在论述“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写诗是干一件你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工具是现成的,以前你都见过”,但是要把“一件从来没有干过的活”干好,实属不易,虽有现成的工具,但是要把“以前你都见过”的工具制造成别人不曾见过的“诗”,绝非易事。“写诗是小儿初见棺木/他不知道/这么笨拙的木头有什么用”,诗人正是拥有把词语之木制作成诗之棺的技艺,正如诗人有“把恐惧转换成爱的能力”《晚安之诗》。从木到棺,木的属性没有改变,但是形状变了,这就带给读者一种陌生化的感受。“小儿初见棺木”正是诗人应该保持的对这个世界的神秘性的好奇和对生命的本源与归宿的追问,同时也是好诗应带给读者的惊奇的阅读感受。写诗是诗人使用词语的工具干活,也是一个我与另一个我的此起彼伏,一个我与另一个的对峙对抗和达成的平衡,正如诗中所写:“写诗是你一个人爬上了跷跷板/那一段坐着一个看不见的大家伙”。在“跷跷板”的两端,是存在与虚无的对抗,是意义对无意义的对视,是可见的事物对不可见的事物的角力。
        “写诗是囚犯放风的时间到了”,“写诗是记忆里的尖叫和回忆时的心跳”。写诗是张执浩在被现实所囚禁的肉身和被肉身所囚禁的灵魂中“放风”的时刻,是在局限性的世界中所享受到的片刻的自由。写诗也是一种记忆的回放。那“尖叫和回忆时的心跳”,对麻木的感觉的一针清醒剂,是提醒自己这个世界还依然新鲜,生命依然鲜活。“写诗是五岁那年我随着哥哥去抓乌龟/他用一根铁钩从泥洞里掏出了一团蛇”,在五岁那年的记忆中,抓乌龟掏出蛇的结果,也是一种“小儿初见棺木”的吃惊和不解之感,何以一个想象中的事物在视线中却呈现出另一个事物的模样?是想象出了问题,还是眼睛看到的现实世界出了问题呢?在亨利·伯格森的《材料与记忆》一书中写到:“记忆的实际功能(因而也是其通常的功能),当前行动对过去经验的利用——一句话,就是认知——必须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产生。有时候,它在于行动本身,在于自动激发与环境相适应的机制;而另一些时候,它意味着大脑的一种禀赋,即在过去中寻找最能介入当前情势的那些表现,以便将过去用于当前。”(第61页),换句话说,张执浩的诗有一种将过去用于当前的技艺,写诗的行为包含着“对过去经验的利用”,“过去”不因时间的流逝而损耗半分的意义,“过去”的记忆有对“当前”之我有的拯救的功用。就像他在《春雷3号》写到:“我眯上眼睛想象着原野上/迎风而尿的少年”,在《春日垂钓》中写的那样:“我想起来了:那年春天/一位少年守着四根鱼竿/在它们之间气喘吁吁地来回奔跑”,在《听说你那里的梨花开了》写道:“那一年我还是少年/那天晚上我还是独自回家”,在《那些能当作引火的事物》写道:‘手持吹筒蹲在炤膛门前的人/从前是一个少年,现在什么都不是’,可以想象张执浩的心中始终有一个“少年”的形象,那是对旧时光的怀念,也是对“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依然是少年”的珍贵品格的持守。
 
        张执浩的诗有一种“召唤”的功能,这种“召唤”勾连了生者与死者,生者只不过是“替你,和你们/在树丛中颤栗/在大地上蠕动”,生者只不过是替死者无止境的受难。“所有对我的召唤都来自暗哑的过去/给我喉咙和声带的人/已经不在人世;教我歌唱的/要我把歌声还给他们”《召唤》,从诗中依然可以看到“暗哑的过去”对诗人的一种沉甸甸的意义,过去已经成为暗哑的昨日,诗人的言说或歌唱,就是替“暗哑的过去”的发声与疾呼,“我”的歌唱是一种对过去的呼应,是替“不在人世”的人的发出祈祷,于是我的歌唱似乎隐现着一种不在人世者的一种复活;我的歌唱也暗含着我对教我歌唱者的感恩与谢意。他在《召唤》这首诗中呈现了一个通灵者的状态,有一种“寻根”和“探源”的意图,他的诗句“我有义务为未亡人寻找/声音的旧址或遗骸”,“寻找声音的旧址”,其实就可以看作要找到发声的源头和生命的源头。
        他的作品本身也在召唤着理想读者的出现。正如他在《危险的梦话》里写道:“林东林一大早告诉我/昨晚我说梦话了/我担心梦话的内容/但他说没听清我说了什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他仍然不是我期待中的/那个危险的听众”。写诗就是“说梦话”,会泄露心灵的真实,作者的“梦话”,也在期待着一个合适的“解梦人”。
 
       海德格尔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写道:“道说与存在,词与物,以一种隐蔽的、几乎未曾被思考的、并且终究不可思议的方式相互归属”。(第236页)
        张执浩的《被词语找到的人》一诗正是写了词语与人的这种“相互归属”的关系。被词语找到的人,是另一种更超然的境界,诗人不再是急于表达、急于塑造一个理想的我和“另一个世界”,无言静默反而言说地更为久远和深邃,他拥有随时间而加增的智慧,自我散发着理想的光芒。一种词语所代表的精神状态和生命境界找到了确切的归属和收留的主体,无数个词语的碎片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灵魂,无数个真理的羽毛拼凑成了一双完整的翅膀。词不是指向某物,而是贴近某物,词与物(诗人)仿佛经历了误解、疏离和对抗之后,在时间的劝说中达成诗意的和解。
        他不再言说更多而渐趋于沉默,那些曾派遣出去的诸如慈祥和悲伤的词语,在世间的他人身上短暂驻留之后,返回到了言说者的身旁。一如诗人运筹帷幄了然于心地在诗中说出:“平静找上门来了/并不抠门,径直走近我/对我说:你很平静”。这种找上门来的平静携带着一种无法拒绝的力量,你不是伪装出来的平静,而是一种不证自明的平静。“并不扣门”,也在暗示着一种词语和人之间的熟络、默契和相知的关系。“慵懒找上门来了/带着一张灰色的毛毯/挨我坐下,将毛毯一角/轻轻搭在我的膝盖上”,词语就像一个有温度和温情的人,而诗人成了一个被照顾者,这应该看作是词语对诗人的褒奖。词语和诗人消除了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消除了主与仆的身份的差别,词语成了有灵的活物,词语补足了诗人心灵的那一小块儿区域的欠缺。“健忘找上门来了/推开门的时候光亮中/有一串灰尘仆仆的影子/让我用浑浊的眼睛辨认它们/让我这样反复呢喃:你好啊”。“健忘”一词不只是一个词语、一个生命状态,它指代一个健忘的人。在“健忘”一词和人,经过了“辨认”之后,人就像穿上了一件合体的“衣衫”和合脚的“鞋子”。“我融化在了这个人的体内”,也可以说,我融化在了这个词的体内。“慈祥从我递出去的手掌开始/慢慢扩展到了我的眼神和笑容里”,在这里“慈祥”和“健忘”在诗中既有了词语的辨认,又有了人的辨认。就像是一个慈祥的我原谅了另一个健忘的我一样。“我”终于可以使一个“词”具有复活的生命,也终可以使一个人具有“词”一样的永恒性和神性。被词语找到的人,就是另一次的“道成肉身”,就是真理临到了一个人的身上,就是人变成了一条移动着的“道路”。“仿佛是在看一部默片/大厅里只有胶片的转动声”,作者深谙静默的力量,展示了一种静默之美学。作者深信词语的深情必不辜负人的深情,词语的安慰和医治必不辜负“疾病的承受者”。“当镜头转向寂寥的旷野/悲伤找上门来了/幸存者爬过弹坑,铁丝网和水潭/回到被尸体填满的掩体中”,镜头的转向,改变了只有词语和诗人二者的互动,从词与“我”的关系转向了词语与众生世界的关系。在作者笔下,词语不仅是和诗人之间的寻找,词语还像探照灯一样,不仅使提灯者发亮,也提示了有更大的黑暗尚不能驱散。还有弹坑不能抚平、铁丝网没有拆除、水潭还没有用泥土掩盖。这是词语的无奈,也是诗人的无奈。这些负面词语所携带的负面经验,诗人因不能有效地予以坚决地铲除而悲伤。“幸存者爬过弹坑,铁丝网和水潭/回到被尸体填满的掩体中”,这既是现实的悲伤,也是一种精神上的困境,幸存者爬过弹坑,也隐喻着诗人经历词语的苦难,终不能使受难的“尸体”得以拯救,为尸体的掩体终将成为幸存者的坟场而悲伤。这已不是个人之苦痛,而是众人的苦痛,这已不是一个幸存者的苦难,而是所有人的苦难。诗人的“但我曾在凌晨时分咬着被角抽泣 ”,就不难理解了。
       “为我们不可避免的命运/为这些曾经以为遥不可及的词语/一个一个找上门来/填满了我/替代了我”。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当一些遥远的词语变得切近的时候,正是“我”接近终极的真理和生命的意义的时候。被词语找到的人,自有他的幸与不幸,自有他的无奈和伤痛,也自有他的愉悦。所有的人都会被词语找到,被词语所裹挟的真理所拯救。当词语“填满了我,替代了我”的时候,正是词语为自身找到了栖所,一个肉身的人,变成了一个“意义”的人。
       张执浩的诗正是那种活到豁达境界的份上,自有境界的诗。正是活到智慧境界的份上的,自有智慧的诗。正是活到通透境界的份上的,通灵之诗。
        张执浩认为,诗人是一个疾病忍受者。“一个写诗的人生病了/他会在半夜爬起来冒充自己的医生”,写诗就是自我诊治之后,在为自己开出医治的药方,而一首诗就是医治心慌无诗光顾的良药。“没有诗来找你就像活着没有爱情光顾”,诗的缺失和爱情的缺失同样的令人生活乏味。从《疾病忍受者》这首诗里,可以再次看到“写诗就是记忆里的尖叫和回忆时的心跳”的诗学观念的复现,写诗就是过着有心跳的生活,这次诗人说:“已经很多天了,我在忍受/这种听不见心跳的生活”
        张执浩的诗中还能读到一种终极的审判的味道。在《白芝麻,黑芝麻》中就是明证:
 
白芝麻比黑芝麻香
黑芝麻比白芝麻有营养
当你把它们拌在一起时
为什么我总是想
把黑芝麻从白芝麻里挑出来
把白芝麻从黑芝麻中捡出去
 
       《圣经·马太福音》第1324节记载:“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了……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惟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张执浩诗中的把黑芝麻归为一类,把白芝麻归为一类,有点像是区分“稗子”和“麦子”。可以看出诗人那种黑白分明、泾渭分明、爱憎分明的态度。
 
最好的诗
——给小话
最好的诗应该在两个人之间发生
譬如我和你,譬如你和另外
一个你;最好的诗
像昨晚来到世上的那只羊羔
今晨以世间所有的活物为母亲
最好是这样:你叼着一根青草
从梨花树下跑到桃花树下
结果浑身落满了李子花
最好不要结果啊
花一直开,一直这样开
像你在夜色中手握方向盘
让探头灯替你去翻山越岭
 
        最好的诗是什么样子的?张执浩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最好的诗》中,他写出了理想之诗的场景和状态。诗人认为“最好的诗应该在两个人之间发生”,连接两个人的最好的一个词应该是“爱”。一首充满爱的力量的诗,让两个人是两个肉体却共用一个灵魂;最好的诗如镜子一样,映照出自己的心灵,最好的诗是可以分化出另一个自己,“你和另外一个你”一个我修正着另一个我。“最好的诗/像昨晚来到世上的那只羊羔/今晨以世间所有的活物为母亲”,在这里“羊羔”一词,是一种献祭的隐喻,最好的诗是一种为了挚爱亲人所献上的赎罪祭。这种献祭,其实也是爱的行为和具体表现。张执浩的诗不仅仅是在描述一种理想之诗了,他还把一种爱和救赎的思想融入到诗之内。诗于他而言,是他在现实之中不能获得圆满的一种心意上的圆满,就像他在《终结者》写的那样“河水喧哗,死去的浪花将再度复活”,他的写作似乎不止是对消逝之人之物的惦念,还有对逝去之事物的施以还原和复活的拯救。“最好是这样:你叼着一根青草/从梨花树下跑到桃花树下/结果浑身落满了李子花/最好不要结果啊/花一直开,一直这样开”,诗中仿佛是一个伊甸园般的“美地”,在这个自足的世界,没有罪行也没有罪性,没有沾染俗世的染污,完全就是“落花香满衣”的诗意之境。与其说这是一幅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境界,不如说是诗人的美学思想在诗中的具体体现,他使美学投向了诗,又让诗彰显了一种爱人如己的神学思想“像你在夜色中手握方向盘/让探头灯替你去翻山越岭”,手握方向盘的诗人拥有了方向和目的地,仿佛不必身临,而已经意临。仿佛所有的崎岖和磨难,都可以如探头灯发出光一般轻而易举地就可以逾越所有的障碍和险阻。最好的诗,就是诗人给出了一个“美地”,给你一个净化后的世界,修复后的世界。探头灯替你去翻山越岭,也是诗人隐喻的一种担当的精神,就像救世主背起了世人的十字架。
        最好的诗应该是爱、美学和神学的结合,它既能给人以审美的满足,又能给予灵魂的净化和救赎。或者说,诗是不外于人的,诗的意义就在于“使人和睦、清心,饥渴慕义者得饱足”。诗提醒人修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或者说诗本身就是一种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的调和剂,诗使自我把投向世俗的目光转向内心的神。
        “在灵魂探索自身的终点,假若达到真正的终点的话,它就发现了上帝。从另一光源得到光,从超越于我们的东西那里获得理性标准的存在体验,被看作极为内在性的体验,上帝的存在证明已经阐明了这点。那就是说,正是在这个典型的第一人称活动中,我努力使自己对自己变得更加完全地在场,努力认识到全部潜能,这潜能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的同一存在的事实,这样我就有效而令人信服地达到了关于上帝在我之上的意识”(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第190页)。张执浩以一种无差别的眼光打量着这个世界,“水杉树都长得一模一样/高或矮,一模一样……”,他看这个世界不是独断的态度,不是“我观”,而是“物观”,“香樟树在一旁看着/梧桐树在一旁看着”,而他自己像一个超然物外的人,不介入事物的秩序,也不被事物之间的秩序所影响。事物之间取消了差异性,这是万物为一,这是事物之间的众生平等。他也在做着一种探索自身灵魂终点和世界边界的努力,他似乎获得了一个别样的视角,即上帝的视角。他俯视着世间的万物,就连自身也在他的俯视之内,就像他在《无题》之诗中说到:“照过张之洞的阳光转眼照在了/张执浩的身上”,这种俯视的视角对自我的审视,是一种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和自信。张之洞与张执浩同享一个太阳,但谁又不遮蔽谁,又隐隐然也有着诗之开头说的“一模一样”的精神相似与灵魂相通,这是张执浩对遥远的时空里的张之洞的致敬。这是张执浩从“太阳”这一另一光源得到的“光”,也是张执浩从张之洞身上分享来的“光”。《无题》之诗,诗人表现出“更加完全地在场”,香樟树是他的在场,梧桐树也是他的在场,“春天来了,柳树披头散发”也是他的一个在场,是另一种人性的解放。而在他的《闻冥王星被排除在大行星之外有感》的诗中,也表达了一种对自我的认同,与众人的不同。“冥王星被排除在大行星之外”并不削弱冥王星自身的光芒,这种被排除反而凸显了自身的存在。诗人说,我不是你要照耀的人,我和你们没有关系。在结尾他说出箴言般的诗句:“我不与无中生有的人为伍/无不与看不见的事物为敌”。张执浩,就像持定了一股浩然之气,既能从诗中读出他的遗世独立,又能看出他的善意和对这个世界的友善。他有那种“闪电划过,神在拍照”的捕捉一闪而逝的诗意的能力。
        张执浩的诗有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诗中处处闪现着一股向上的力量和引导人向善的精神光芒。诗中有他做人的品格和风骨,“小河涨大水,河面飘过阵阵湿气/一群螃蟹手忙脚乱,而我/是镇静的,浑浊中自有一眼清泉”,彰显了诗人卓尔不群的独立品格。“半夜圆睁的眼睛里含着沙子/他告诉自己:这不是泪,是雨和水”,这是诗人对人世的一种颇为宽仁的容忍度。诗,是张执浩“从空虚里长出的新芽”,空虚里生发出了意义,“新芽”是一种生命脱胎换骨的生机。“这是新茶,采自新枝/这是新人脱胎于旧事”,宛如新人脱去旧衣后,在一个“新天新地”里重新开始,他的诗句有一种启示性的力量。
        张执浩的今日之诗是对自己的昨日之诗有一种承继关系,如他在2005年的《小魔障》里写道:“来世我要当木匠,走遍世界/只为寻找一截马桑木/打一副舒适的棺材,厚葬那些说过的梦话”,又在十多年后的2017年写下《写诗是……》《诗歌中的马桑木》《危险的梦话》等诗,再次触及马桑木和梦话的话题。可以看出写诗,是他以一种持志如心痛的执念来面对内心的小魔障,和消除魔障的长久的过程。他还在重复这些词语,是因为这些是“越用越昂贵的词”,“今天雾霾依旧深重/少女依然无名无姓/但怀抱温暖,鲜花灿烂”《怀抱鲜花的少女》。这些昂贵之词,越用越稀少的词语,依然是对抗冰凉冷硬现实的“温软的武器”。
张执浩以一个疾病承受者的立场,写出了弱者在所处的世界中的精神品格,即他所言的在困境之中但不失却人之美德。这本时间跨度将近30年的诗集,完整而清晰地呈现了一个诗人的心灵史、精神受难和获救的历程。将近30年的光阴,诗中一以贯之的是“爱”。无论是他的一个“少年情节”,还是他在《我还是喜欢你明亮的样子》中所说:“我还是喜欢/那样,那时候/空气天真,你无所不能”的对天真的执念,都传递了诗人对一个美好世界的向往和美好时刻的怀念。诗人虽不能再造一个现实,但可以在诗中再造一个比现实温情和美好的“诗意世界”。
        三十年的写作经历,足以使他成为一个“胜利者”。就像他2009年写下的,“接过笔,在这张纸的右下角签下了/一个胜利者的名字/用他那逆来顺受的笔迹”《最后一封情书》。
 
2018/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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